中外检察组织结构比较研究与启示

检察组织结构本质上反映检察组织的权力结构,在检察制度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世界各国检察组织的纵向层级结构、横向部门结构均呈现多样性特征,这其中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原因,最终源于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的综合考量。世界上没有普适性的也没有绝对优越的检察组织结构,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自信与自觉,在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增强检察组织设置的科学性,注重其独立性和专业化。     

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诉讼——一种社会权的中国实现方式

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有不易实现之困。与西方自由主义宪法不同,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有诸多社会权内容,且更应注意其实现。具有法定效力、内容明确、与个人有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低层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权实现工具,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可提起给付类诉讼。此种诉讼的证明责任、判决形式具有与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特点。原告除有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外,还需负担"直接而确切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     

论承租人同等条件下房屋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和完善

房屋承租人享有房屋的使用权和优先购买权两项权能,房屋优先购买权是房屋承租人对出租人房屋处分权的限制,房屋出租人对承租人在出售房屋时具有两项法律义务:一是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二是在同等条件下,出租人应当将该房屋出售给承租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关于同等条件的规定比较原则,没有阐明同等条件的具体标准,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紊乱,因此对     

知识产权VS.网络自由:新一轮国际立法争议解读

互联网假冒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法律当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近期国际上关注度最高的《反假冒贸易协议》就有专章规制网络环境下的假冒和盗版问题,目前这一协议已经有三十个国家签署,影响广泛.《反假冒贸易协议》是国际条约,体现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各国家/地区内部也在从完善原有法律或者进行专门立法的角度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以美国为例,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网络反盗版法案”( PIPA/SOPA)是最近美国备受关注的两部法律提案,两部法案内容相仿,一部由众议院提出,一部是参议院提出.     

“司法强拆”违背司法的判断权本质

2011年1月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改为"司法强拆"。新条例的这一做法会使司法权背离其判断权本质,导致在裁定和执行强拆案件时司法机关对行政权事项的越位和对公民私权救济的缺位。由此本文建议对当前的"司法强拆"制度可以从裁执分离、司法独立、改形式审为实质审三方面加以完善。     

论敦煌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敦煌民间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是珍贵的世界文化艺术遗产.较之它的灿烂辉煌,现行法律对其保护还处于外部实物的初级状态,没有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类“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给予私权利益保护.为此,有必要从知识产权角度分析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可保护性,将其纳入到知识产权法范畴予以保护.同时,通过立法设计以精神表彰、经济利用为核心的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成果权,设置该成果权代表主体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为实现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权益,促进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健康、自主和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充分发挥专题询问监督效应之探析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3次开展专题询问,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人大常委会积极跟进,使专题询问常态化趋势日益显现。因此,加强理性思考和实践总结,切实增强对专题询问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执行力,应当说就成了当前摆在地方人大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

农民福利权是指国家向农民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待遇和文化娱乐等方面,它反映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权利关系。农民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享有与其它公民主体同等的福利权利,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充分体现,也是公民社会个人权利意识的合理表达。由于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以二元体制为基础的农业积累,而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未理解向全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与政府统治权威来源这两者间的紧密关系,政策倾斜与观念滞后共同导致农民福利权长期以来被忽视,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突出瓶颈。因此,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将不仅能进一步深入认识当前"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有助于对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的整体擘画。     

社会保障权解析

"社会保障权"在国内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以不同权利角度来观察,社会保障权具备人权、公民权以及社会权的属性与内容。从西欧中世纪的神学、18世纪的功利主义法学、19世纪哲理法学与目的法学、20世纪社会法学,再到20世纪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法学,均反映着社会保障权的法理思想的流变。社会保障权是由国家立法确认并保障其实现的,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该权利客观上要求国家提供制度安排,政府及职能部门、企业(雇主)及公民各司其职,为所有公民平等提供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及社会优抚等在内的物质、服务及司法保障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社会保障权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介入而保障,必然要求坚持公平与正义、弱者优先与差别对待、按需分配与适度分配以及良性、稳定的安全预期原则。     

司法变更权的具体运用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虽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但由于显失公正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合法但存在不合理因素的问题,而不合理因素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显失公正,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给出任何指导性意见,致使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行政审判法官因唯恐司法权僭越行政权而极少运用司法变更权,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法官对显失公正的涵义理解不一致,致使相同的不合理情形是否需要司法变更以及判决变更的幅度也不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