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案例浅谈疑难案件突破的思维方法

疑难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不光是不能侦破会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侦破的相对迟缓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1]疑难案件是否能够及时侦破,不仅能够反映公安机关应对犯罪分子的斗争水平,同时也是衡量公安基础工作是否全面踏实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分析和研究,公安机关能够切实提高疑难案件的破获率。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从多个细节与角度提出几点应对疑难案件的思路。     

对我国视频侦查的发展趋势和作战模式的探讨

随着数字技术的突破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录像技术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条件下,信息更易于存储,通过网络更易于传输,基于数字基础的视频数据,更易于处理分析,为侦查工作挖掘有价值的元素提供了支撑.随着视频监控朝着高清化、智能化发展,公安机关在实施视频信息主导警务战略中,整合警务和社会相关资源,依托“视频侦查大平台”,以“整体化研判,集约化管理,专业化侦查”为主要手段,以“高效指挥,无缝对接,规范运作”为基础,极大地提高了公安机关的核心战斗力.公安机关在视频侦查中将采取以视频侦查为主导、多侦合成的作战模式.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严格要求。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直接受害者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文章通过对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进行概述,分析当前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足之处,从侦查程序与法律制度着手,探讨如何完善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希望能够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起到积极作用。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特殊性探析——以狭义网络虚拟财产为研究视角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式,同样具有一般财产的物权属性和财产属性,可以作为公民遗产继承的客体。但网络虚拟财产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作为遗产继承时与传统现实财产的继承具有明显的区别。在我国未来修改《继承法》时,应当注意加以区别与保护,并通过立法作出专门规定,以维护和平衡用户(即被继承人)、用户继承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法权益。     

信息化背景下网络销赃犯罪分析及侦查方法研究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网络销赃逐渐成为犯罪分子销赃的新渠道,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选择在网络上或者借助网络来出售自己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财物。与传统销赃相比,网络销赃有着区别于传统销赃的新特点:跨地域性特征明显,犯罪的隐蔽性强、难以发现,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以及销赃活动具有持续性等。为有效打击网络销赃犯罪,侦查机关应及时发现网络销赃犯罪线索,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查处网络销赃犯罪,并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打击网络销赃犯罪的新方法。     

加拿大经济犯罪立法及打击机制的借鉴与启示

加拿大在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经济犯罪总量逐年增多,金融欺诈犯罪发展势头凶猛,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加拿大经济犯罪立法融合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双重因素,并不严格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注重对犯罪收益没收程序的设计。与我国不同,加拿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由加拿大警察机构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及非政府机构共同完成。加拿大对于洗钱犯罪、背信犯罪的立法及打击工作,以及其经侦实践中电子案卷的做法尤为值得我国借鉴。     

日本和韩国侦查讯问监督方式探究

日本的侦查讯问监督有检察官监督和辩护人监督两种方式;韩国的侦查讯问监督分为第三者监督、记录制度监督和录像制度监督三种方式。各种方式尽管利弊共存,但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对日、韩侦查讯问监督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日韩侦查讯问监督方式,以推动中国侦查讯问监督方式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侦查中大数据挖掘技术应用法律引导的思考

大数据挖掘技术已成为信息社会侦查活动中广泛运用的一项新技术。目前我国侦查中的大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的相关法律设置较为简单、缺失,而它的实践具体使用则发展迅猛。必须从应用与人权保障平衡、对具体应用过程进行明确法律约束、设置符合需要的电子证据展示制度和证据链保管制度、规定授权机构与监管部门四个环节展开有效法律引导。     

微信语言行为特征的侦查解读

微信作为一种交际活动的新模式已然成为人们重要的适时通讯工具。分析微信用户语言行为的言语特性和语用规则以及在心理学、文化学和犯罪学上所蕴含的意义,对于深入研究、辨识和解读微信用户的语言行为的个体身份特征具有显著的侦查价值作用。     

信息社会中的侦查转型

信息社会中的侦查转型是多方面的立体转型。信息社会中犯罪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创新侦查方法、整合侦查方式;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要求加强侦查专业化建设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诉讼意识;信息资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要求侦查部门通过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建设多种类的数据库和开发精细化的应用系统和分析软件,实现信息引导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