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素质的县(市)委领导班子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提高县(市)委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好党的基础,需要通过培养选拔,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一)注重培养,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性教育。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武装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从思想上为党的事业提供保证;必须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深入的党的先进性教育,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韩正同志提出构筑城市群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提

最近，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个国家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必然需要若干个综合经济实力强的地区或城市群作为代表；上海要更好地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关键是找准各地需要什么和上海能提供什么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要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长三角地区的联动发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学校要成为荣辱观教育的主阵地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使然，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是国情的需要，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赋予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鲜明的时代特征。进行荣辱观教育对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展先进文化，特别是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对引导全社会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准绳。     

效能监察：服务经济社会的一个好抓手

政府行政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和改革的成败,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效能监察工作正是立足于提高效能开展的监督检查活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何以更高的效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2004年以来宁夏区纪委监察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标志着行政效能监察在宁     

严格“八不准”树立新形象——自治区审计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记事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纪委全会精神和全国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的方针，全面推行“八不准”审计纪律，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审计机关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积极推进依法审计提供了保证。     

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

目前,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之久的农业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使“农不养政”变为现实,标志着城市支持农村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农业税的取消,不仅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乡村干部从以往向农民催粮催款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