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时尚之都: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350年前由法国人建立,占地约499平方公里,共设29个行政区,市区人口约200万,其中法语人数约占69%,被誉为"小巴黎",又被公认为加拿大的文化之都、时尚之都、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市建筑风格独特,既有古老的圣母大教堂,     

区域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

本文在分析区域治理产生的背景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治理的内涵和研究内容,并根据我国的区域治理的实践总结出区域治理的发展历程:即从行政区行政——区域行政——区域治理。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运行机制优化路径

我国在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但仍存在整体性与协作性契合度不高、联动性与能动性边界不清、预防性与修复性内容不多等现实困顿。需要在遵循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以新出台的《黄河保护法》为指引,通过促使司法辖区与环境功能区相匹配、完善跨行政区划司法机关职能配置、统一流域环境案件司法裁量适用标准、加强环境保护司法主体间的协作、强化跨域环境案件裁判结果执行配合以及构建动态回应型的流域司法新模式等举措,优化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运行机制。     

区域公共管理的行政生态分析——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

行政环境是社会圈中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就一国而言,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行政环境的变化会引起行政系统变革,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已渐趋表现出不能适应行政环境的新变化,但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传统的"行政区行政",实现区域公共管理需要借助干"行政区行政"的推力和跨行政区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合力,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跨行政区联合应急制度的实施状况分析

跨行政区联合应急制度建立后,地方主体的实施准备都比较积极。实施准备的内容大多是综合性的机制建设,大多系对制度的概括和复制,主要发挥了制度传导作用;少部分为具体化和工作安排,起到了具体落实作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检验表明,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在实施主体上广泛,川渝区域和基层主体表现更为突出;各地方主体对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的充分运用,珠三角区域和省级主体表现更为突出。各区各级各类主体对信息通报、处置措施衔接、应急资源共享及其他跨行政区联合应急措施四个选项的偏好,呈依次减弱的态势,其中珠三角区域在实质性措施上表现最佳。跨行政区联合应急的效果总体良好,省级地方主体与基层地方主体对是否有待继续完善持相反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一项制度能得以有效实施,与需求、资源、技术、习惯和上级指挥等因素紧密相关。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管理区域公共事务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政府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分离出去,还权于社会,而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应当是承担这些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引入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治理就成为了必然。在法国,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它践行"竞争-合作主义",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从法国的实践经验看,治理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上形成合作,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政策建议

长三角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需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从1982年提出成立“上海经济区”开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经历了初步试水、地方政府自发合作与央地协同三个阶段,协同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需在现有行政区划下真正破壁行政区经济,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使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形成合力,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竞争力。     

行政区兼并、模糊绩效与制度黏性——以A市撤市设区为例

以撤县(市)设区为代表的行政区兼并目前已成为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类型。尽管在官方话语中行政区兼并属于多方共赢的策略,但学界对其真实效果的评价并不一致。基于A市撤市设区的案例研究可发现,行政区兼并对于被兼并地区经济的短期刺激作用并不明显,且在宏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受既有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影响形成了难以精确识别的模糊绩效,而行政区兼并中行政建制的名实分离以及行政权力与行政建制的分离,又共同导致政府组织在行政区兼并中表现出逆区域一体化而动的制度黏性。这进一步削弱了行政区兼并对地方发展的积极影响,并在更为广阔的制度层面上重构着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划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计划单列市的历史演进

“计划单列市”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即是在行政建制不变的情况下，省辖市在国家计划中列入户头并赋予这些城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计划单列，按照字面上的理解，意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针对特定地区在进行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各方面的计划时，打破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对其单列户头，分配调拨计划指标。由于国家固有分配调拨的直接对象单位，都面向省一级的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那么能够让国家在省级行政区之下给予单列的对象单位一般就是地级市，由此，“计划单列市”的称谓才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