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公私合作的法律反思与优化路径

公私合作是当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在警务领域出现了行政助手、行政委托、警务外包、警务建设PPP项目等多种合作样态。警务公私合作须解决法容许性问题及合作可能引发的公法价值削减问题。解决前述问题需厘清公私合作与固有政府职能界定、法律保留原则的关系,以及从行政程序和国家责任角度对行政合作法制加以完善。警务公私合作法制的优化路径可从警察任务分类处理基础上的合作容许性判断、警务公私合作中的程序及责任设计两个方面着手。     

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及其展开

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应根据自动化等级的不同,实行分而治之。在责任主体认定上,由于运行支配者与运行利益享有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故应采取"谁支配谁负责"的认定方法。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把被容许的风险理论与信赖原则的适用相融合,以风险领域的支配性判定为逻辑起点,将科学技术与刑法理论进行联动,继而判定不同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与责任归属,无疑是一条妥适的归责进路。     

论我国行政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内容之填补原理与方法

与自然犯的构成要件不同,行政犯构成要件之中包含规范要素,即“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规范要素的内容需要通过前置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填补,填补的内容关系着构成要件的准确适用。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原理在于法秩序统一,也就是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评价的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在目的上统一于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共同保护的实体性法益类型。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方法在于以行政犯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及背后的实体性法益为基准按照三步走的方法选取适格前置行政法规进行填补。第一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挑选出与刑法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的保护性规范;第二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选取出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调整性规范;第三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筛选出保护实体性法益的保护性规范和调整性规范。     

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承认”的规范重构

在程序法中,“承认”是一种包含着权利处分的意思表示或者诉讼行为。因为具有“公私夹杂”的法律性质,刑事法中当事人对于权利的处分并不少见,却远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机制。刑事诉讼法学者在论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问题时,鲜有涉及“承认”这一行为,而被追诉人的“承认”恰恰是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重要体现。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压制性手段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同型司法之间的抵牾,应当从保障被追诉人的处分权利出发,对刑事诉讼中的“承认”机制进行规范重构,明确“承认”的对象和内容、对“承认”表示同意的主体以及对“承认”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处分原则,需要对其施加严格的限制,在尊重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将权利的行使限制于合理的范围内。     

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公共管理活动中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密切相关,社会各界对政府投入与政府消费是否真正创造符合民意的绩效亦保持关注。为此,对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探讨用最低行政成本实现绩效的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积极推进行政指导提高城管执法水平

一、积极转变观念,牢固树立现代城市管理理念 北京正处于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期,城市发展更加突出人居环境建设,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发展,更加重视文化品位提升.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证成与规范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一把利刃,能够有效地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力,其本质上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从当前实践来看,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旧呈现弱小态势,且所涉及的相关证据制度也不尽完善。为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强制权、优化调查取证的证据制度设计、细化案件调查取证程序,以保障并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     

高校薪酬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高校薪酬管理主要存在着外部缺乏竞争力、内部公平性解决不力、薪酬结构不合理、无视劳动力市场价格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坚持战略匹配原则、竞争原则、公平原则、个性化原则、简化原则,并且要重点解决好经费来源、人员调整、福利、延期支付、绩效考核等问题。     

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体现了合同行为中出现违反约定时一方承担责任的标准,这种标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实现,并且使另一方受到惩罚。本文主要论述了归责原则的含义、基本内容。     

当代中国乡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三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公民参与慢慢从传统政治参与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转变。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我国城乡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实践活动。在乡村,目前公民直接参与行政主要有三种形式: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村民自治和非制度参与,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政府应加以适当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