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完善——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参与单位、人员、设备等调配行动的步骤和纲领。文章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核心内容,借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成功经验,从事件管理、部门职责、物资储备、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和资料收集管理利用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为今后编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提供思路。     

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价值分析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理念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领域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价值理念上它符合宪政和法治的思想,可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保证相对人权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随着比例原则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其在我国行政法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

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但为有效克服裁量基准制度可能的负面效应,应当妥善划分不同层级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赋予裁量基准更为灵活的拘束力,并倡导行政系统上下互动与行政相对人适度参与的模式,从而提升行政自我拘束模式在裁量控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伦理课题,有着深厚的伦理价值：内含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内含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能克服经济人＂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的一致性,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     

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展望

行政程序法是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它的制定对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着深远影响。当前,中国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本文希望通过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行政程序法典与其他单行法的关系、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选择、立法架构及立法路径等问题的探讨,为推动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献绵薄之力。     

浅析《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依《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国公民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人民遵守这一宪法义务的前提是法律为公民设定的义务必须是根据公民基本义务能够推定出来的义务,并且是有利于整个国家和全体公民福祉的义务。本文基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这一缺陷和司法实践的现实,提出对第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以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权益。     

论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放松政府规制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各地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成效的发挥。本文试图对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缺陷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思路。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