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公证立法与政府职能转换

现代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政务必须尽可能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机构间的权力要制衡,而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事后监督政府的成本太大,必须探寻事先监督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转换政府职能的客观需要,不能不使笔者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用公证书公证农村联产承包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喜人成效,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目前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公证法》。2004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2004年12月25日,我国《公证法》(草案)也在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二审…     

劳动教养走向违法行为矫治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为今年计划审议的立法项目,并可望在近期提交审议。从此,《违法行为矫治法》将取代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这是我国治理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社会良好秩序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根本保障。劳动教养走向违法行为矫治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我们期待着这部法律尽快出台。由于对即将审议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内容缺乏了解,对该法的重要作用及历史意义认识不深,仅谈一点粗浅认识,发表一孔之见。一、劳动教养面临困境,步履维艰早在195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     

美国的社会化社区管理模式

美国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化社区管理模式。在社区管理中，四大“金刚，，定位合理，职责分工明确，运作规范有序。这四大“金刚”分别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非营利机构和社区居民。     

论未来的行政协调与有效治理

行政协调是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能,它对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行政协调分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长期以来传统的行政协调只注重内部协调而常常忽略外部协调,导致了协调功能的缺失。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社区、自治组织为单位的网络社会要求行政主体在实现行政目标过程中实现由管制、命令向协调、服务转变,行政协调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行政协调必将成为公共组织未来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     

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传媒网络构建了新社会形态,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强大的传媒系统(包括技术、话语、意识、方式等),一方面,主导着政府的政治与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影响甚至干预着现代领袖群体的行为方式。公共形象的“抽象”意义、“人格”意义、“伦理”意义,表现为形象所包蕴的伦理性和评价性。领导者公共形象如果被视为非正义的话,那么必然危及政治合法性,撼动统治和领导的政治基础。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个人房屋装修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政府同意市地税局拟定的《重庆市个人房屋装修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管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重庆市个人房屋装修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管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01]73号)同时废止。     

民营企业中的家族成员退出机制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家族式经营管理机制皇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这种机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作用和重大贡献。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管国有还是民营都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否则,家族式经营管理机制的消极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而在家族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中,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建立家族成员的合理退出机制。     

建立我国行政判例法初探

行政立法的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严重障碍。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利弊,资本主义两大法系逐渐融合,这是对两种法律渊源利弊取舍的理性选择。目前在我国,成文法仍作为唯一法律渊源,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应重构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赋予行政判例的法源地位。建立我国行政判例制度会面临重重困难,当然也存在着有利条件。目前,我国急需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加强行政审判的组织建设,设立我国行政案件的采集和发布机制。     

试析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渊源与挑战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被提上议事日程,源于建国以来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既有其理论必然性,又有其实践紧迫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国有银行试点中小企业信贷

企业融资,在大多数国家似乎都不太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制度与法律的保证下,这一市场行为极为普遍。而中国却并非如此,只要是企业与资本有关联,无论是大是小,九成都会化为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究其原因,银行的“嫌贫爱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好像天生就有不忠于银行的“基因”。尤其是在双方产生巨大的利益纠葛后,更容易使一部分国人和媒体的窥私心理产生冲动。2005年6、7月间,在国内财经界要闻频出之际,一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试点中小企业信贷”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银行界高层在各地频繁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