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放松政府规制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各地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成效的发挥。本文试图对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缺陷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思路。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高级法官班学员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于今年十月一日正式施行之际,中国首届行政法高级法官培训班的部分学员就该法的实施问题举行笔谈。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本刊将继续发表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实施问题的文章,欢迎读者投稿 。     

简政放权重在落实

简政放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头炮”,是激发市场活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重要举措。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简政放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大规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加大非行政许可事项的改革力度等。     

赋予发债权与地方政府行政运行现状的关系

是否开禁地方债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银质信用”,而这又与地方政府的运行有密切关系。文章在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的状况后,认为在近期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