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争辩与现实启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向:在注册登记方面,放宽准入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在运作内容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着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面向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强化其公益属性;在政社分开方面,加快推进官方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这些政策转向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理论模式的描述,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     

光阴中的风霜与沧桑

"再大的掌声、再大的欢呼声喊罗大佑,都不会让我冲昏头,我知道那是个假象,是观众需要那个感觉,不是我需要那个感觉。"读罢整篇稿子,这句话最难忘记。它表达的是罗大佑对待观众的决绝的态度。这句话像楚河汉界,划出了罗大佑与一般唱歌人的界限。他不想像一般的流行歌星那样,用甜腻腻的语言讨好观众。     

论著作权的宪法基础

著作权制度是一种中性制度,是一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宪法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应当将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对宪法目标的促进上。著作权的产生过程就是作者独立于外在限制的过程,正是借助向文化消费者收费的著作权制度,作者阶层才进一步从赞助体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与创作自由。著作权与信息自由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著作权所支持的表达的多样性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民身份的培育与锤炼。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将著作权的发展趋势放在宪法的视野下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舆论审判”与“媒体审判”检讨——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

目前学界将"舆论审判"与"媒体审判"分别加以讨论并无必要,从舆论学和法理学的视角看,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习总书记的讲话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高速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的路径——以什邡市和启东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利益表达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不足，表现为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非制度性利益表达增多。艇决的路径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步伐；积极培育公民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     

论民意表达在政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民意表达是公民参与的基本表现形式。从政府过程看,民意表达是制定决策的根本前提,是决策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也是决策调整的重要依据。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意表达“进入”政府的决策过程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存在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前首要的是要为民意的充分地表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保障党员表达权是健康的党内生活的基本要求——邓小平的党员表达权思想及现实启迪

健康的党内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源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健康党内生活的基础,保障党员表达权则是党内民主的前提。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党员意愿表达作出过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党员意愿表达在党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员意愿表达是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怎样进一步做好党员意愿表达工作等诸多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深入挖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看待党内思想差异,更好地发展党员意愿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对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应通过保障协商民主权利、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协商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表达能力、营造全社会协商民主的良好氛围等途径,来进一步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体制机制,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群体性事件到群体性行动——认知理念转换与治理路径重塑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化利益结构逐步解体,利益多元与利益分化成为现实。利益表达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工具。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演化为制度外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行动。政府如果放大或仅聚集于制度外群体性行动不当行动方式,必然会形成对群体性行动的消极与负面的认知,进而形成与理念认知一致的"防控——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背离了群体性行动的衍生逻辑,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必然陷入"越维越稳"的"怪圈"之中。要破解这一"怪圈",就必须首先在认知理念层面实现从负面的"事件"到中性的"行动"的转型。认知转换必然也会带来治理方式的重塑,拓展与引导是新治理模式的核心元素。拓展包括利益表达和获取渠道的拓展,而实现群体性行动的有序与理性则是引导一词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