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正当性在于能较好地保障刑法价值的实现,其制度上的实体规制是引入“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     

权利平衡视野下的被害人保护

我国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方面,存在着诸多失衡与不足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解决权利平衡视野下被害人保护的问题,既是完善和谐司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社区矫正的新发展——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热门话题,而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两者有很多相似的理念,也有很多不同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大多还是处在围绕犯罪人进行矫治的理念阶段,而恢复性司法增加了对被害人,社区的关注。通过比较,发现现有社区矫正工作的不足,因而有必要对恢复性司法进行运用。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为何以敲诈勒索罪逮捕赵红霞

近期,重庆"不雅视频"女主角、涉嫌"性贿赂"雷政富等11名重庆官员的赵红霞因敲诈勒索罪被逮捕。"赵红霞既没实施敲诈,更没勒索公私财物,凭什么因敲诈勒索罪被逮捕"——这是理性而善于思考的人提出的典型疑问,也是很多非法律专业民众的不解之处。《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媒体、民意与刑事司法——基于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考察

一、引言:从施剑翘复仇案说起1935年秋,为父报仇的孝女施剑翘在佛堂刺杀了前军阀孙传芳。在随后的整整一年里,对这个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及其后续法庭审判的报道一直占据着各大媒体的     

从一起交通肇事案谈刑事和解制度对酌定不起诉的影响

[基本案情]2012年12月16日19时许,陈某某驾驶一辆吉普车沿某国道行驶,在其前方右侧有一辆大型货车正在行驶,于是陈某某加大油门准备超车,当陈某某车辆刚超过大货车后,突然发现一个步行者从货车前方跑出来横穿马路,陈某某刹车不及,与该行人发生碰撞,行人当场死亡。惊慌之下,陈某某没有立即停车,而是迅速驾车离开了现场,在继续向前行驶了六公里后,将车停在路边,向其家人打了电话。在家人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