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典型性无罪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的无罪治理亦将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色。以往，裁判权针对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而近五年来，无罪裁判的基数增长则更多体现为某些具有常态特质的案件类型。为了追求司法精密化的理想效果，需要着手将此类“非典型性无罪”予以系统规制。当然，这种无罪治理方案必须以相关概念内涵的充分解构为前提。故而，S市近五年的生效无罪判决就供给了难得的实证样本。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反思

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却由司法机关独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法自行启动。这种控辩失衡的启动权配置不仅违反正当程序,也不利于消除事实争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缺陷。过于职权化的启动权模式有着理论研究不足和受现实因素制约的双重原因。为此,一方面要增强辩方启动精神病鉴定的主动权,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机关启动权的规范和监督。     

解决直播带货纠纷的法律规制

直播带货是指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带货,网络流行词;指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对商品的带动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直播带货”可以帮助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为许多质量有保证、服务有保障的产品打开销路,但是网络直播必须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那么,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时遭受消费欺诈时该向谁维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解读部分涉直播带货类纠纷案例,为读者讲解该类纠纷的裁判规则与救济途径。     

超标的查封的认定和处理

【裁判要旨】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应当正确判断依法查封和超标的查封情形,妥善处理好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善意文明执行之间的关系。对是否属于超标的查封,应坚持依法执行原则、合理适度原则和比例原则,按照以下步骤综合判断:一是查明案件申请标的数额.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新探——以广州番禺韦某强奸杀人案为例

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不满14周岁便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探析其暴力犯罪成因应遵循以下路径:天生犯罪人理论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原因,就行为表现而言,韦某也并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其残暴行为源自其冷漠、敏感暴躁的人格缺陷,而其人格缺陷的产生是由家庭人文环境缺失、父母错误教育方式以及父母面对问题时的逃避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韦某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在于两方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认知治疗、积极介入触法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在宏观层面,亟需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     

办案不能“前松后紧”

囿于结案率的要求,许多一线办案法官每年年底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这固然与当前许多法院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有关,但也与一些法官"前松后紧"的办案习惯不无关系。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案件符合诉讼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并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登记立案的4种情形,法院就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登记立案。这既是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法院的法定职责所在。客观来讲,以年底结案率来考评审判绩效并不符合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因为诉讼程序的启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的证据运用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时扮演犯罪指控者、案件调节者、诉讼监督者三种角色，不同角色的检察官运用证据的方式各有侧重。审查起诉过程中的证据运用主要包括证据的采纳、采信、印证和自由心证的形成四方面，目前存在未能积极引导取证、自行取证，证据审查粗糙、证明力判断不准确，证明标准理解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制和意识层面的转变予以化解。     

论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缺漏及民事责任完善——以速腾车辆召回案件为例

我国《侵权责任法》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对汽车召回制度虽有基本规定,但在一汽速腾汽车召回案中仍暴露出若干重大缺失。"缺陷"界定过窄,将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排除在缺陷产品之外十分不妥。召回属于义务还是责任定性不清、定位不明,致使实施自行召回的生产者角色模糊。面对自行召回,行政主管机关监督乏力,因缺乏权威缺陷鉴定致使缺陷有无这一关键性问题悬而未决,同时消费者召回请求权缺少法律保障。     

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 奠定社会公平正义坚实基础

<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和底线。近年来,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和期待,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成效斐然。自2011年以来,盘锦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8417件,结案31330件,结案率为81.60%,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其中,盘锦中院共受理各类案件6878件,结案6002件,结案率为87.30%。2010年、2011年盘锦中院连续两年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质效     

对民事判决书结构与说理的重塑

裁判文书、特别是其中的判决书,在法律实务和司法改革中十分重要。由于我国既有判决书的结构和说理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依据诉讼法理加以改造与重构。我国判决书中的事实部分不应以事实判断和认定为功能,而应当借鉴德国法经验,从功能上转换为强调记载和证明的本案事实部分,并且更加注重对程序性事项的记载。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当同时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内容,加强事实说理和回应争点,并且考虑在必要时引用其他说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