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多重属性

作为边缘性的国家疆域,边疆同内地或核心区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并引起了多学科的研究和关注.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边疆是国家基于差异化的治理需求而划分的特定地理空间范围.为了更好认识边疆,进而形成对边疆的有效治理,首先就必须对边疆迥异于其他非边疆地区的区域情状,尤其是边疆内涵的独特区域属性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包括地缘...     

纪念《反分裂国家法》颁行15周年

<正>2005年3月14日,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反对分裂、打击"台独"有了一部明确的法律依据。《反分裂国家法》颁行15年,从现象看,自2005年国民党、亲民党、新党访问祖国大陆后,两岸15年共同努力得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似乎在4年前遭受重挫后,又全毁于民进党在2020年的全面执政。今日之"台独"分子的狂妄已到临界点,台美勾结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事等方面挑衅已踩上危险的红线,一旦逾越雷池,《反分裂国家法》势必刀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之思: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在当前关于全球正义的论辩中,诸多不同阵营的学者著书立说,而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显见。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参与全球正义论辩,是一次重要尝试。这既可以从实然的角度准确阐释全球化的本质,又可以从应然的角度思考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地达致全球正义。纵观马克思的理论,他的视野不局限于一国或某一区域之内,而是主张"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面对棘手的民族问题,他既承认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具有的重要性,又指出民族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同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相关。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肯定不满足其他全球正义论者的谋划,而是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超级剥削"和更好地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新发展概观

现代社会经历了早期现代性、固体现代性与流动现代性三个阶段。在早期现代性阶段,出现了主要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固体现代性阶段,不仅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颂扬固体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以加芬克尔、埃利亚斯、戈夫曼、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揭示固定现代性多重面相的多元分化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以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为代表的重在批判固定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30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不仅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而且兴起了诸多新的理论流派。其中除了吉登斯等人的自反性现代性理论、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外,乔多萝和霍克希尔德的性别与情感社会学、霍尔的文化社会学、曼恩的社会权力网络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的影响日益凸显,拓展了社会学对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理解。不过,面对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迁,西方社会学理论还存在系统创新的巨大空间。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法治强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属性、制度优势和正确方向。     

国家赋权与话语表达：灾害嵌入下农民身份的重构与治理转型

在现代社会,身份是个体在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衔接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桥梁。灾民是灾害社会中联结国家与个人的有价身份与符号,其建构是国家赋权与农民自我建构的双向行动结果。其中,基于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而形成的国家赋权与规制是这一身份的政策基础;灾区农民基于家户经济基础及村社内部竞争产生的实际"需要",通过表达与行动开展能动性的自我身份建构。在以"政策惠农"为特征的治理框架下,要因应农民行为的变化而进行基层政权之现代化转型,构建有效融通的政治回应机制与基层政治关系。     

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提升疫情防控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和人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形成了提升疫情防控效能的"战时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统筹既有优势和时代创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着力夯垒战略定力、激发战略活力、展现战略实力。在这场国之大考、党之大考中,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坚持党对重大工作全面领导体制,强化战略设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落实理念创新;实施联防联控机制,发挥协同优势,全力交出疫情大考的满意答卷。疫情防控效能的全面提升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坚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自信。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研判及其应对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带来的各领域挑战更昭示了风险的无处不在。我们需重视在新的历史方位将遇到的各种风险,要时刻防范化解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面对风险社会的考验,我们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好风险意识的研判,建立应对、防控风险的高水平平台和联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技术变革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图像中,国家治理视野与话语相对缺失,需要及时找回与补足;虽然人工智能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影响还未明显展现出来,但是可以预判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将影响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完整性、准确性、新鲜性和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国家治理央地、部门、政社之间的协同性;而受发展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选择的约束,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