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及其启示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行了积极探索。毛泽东重视思想建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开展反倾向斗争;实施制度治党,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效能;推进纪律强党,强化纪律教育和纪律要求。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充分发挥制度权威和刚性约束,坚决执行严明的纪律红线,不断提升党的政治建设质量。     

明清时期保甲制度与家族治理的地方控制

明清时期乡里制度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保甲制度的普及;而在家族治理方面的显著特征是族规的盛行。两个现象在同一时期出现,也许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两个现象,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渗透与控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历史考察与价值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经历了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的“肇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展”、全面抗战时期的“深耕”三个重要阶段,其特点集中表现为内容生动接地气、领导干部上讲台、党史研学相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学习教育从初步探索到趋向成熟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应多维立体化建设党史学习教育阵地,构建党史学习教育“1+4”模式,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铁路建设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其统治者认识到"铁路建设自居先中之先,要中之要."为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铁路进行了规划,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划来修筑铁路.如果结合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来考虑,就不难理解其内在原因.正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使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学史以明智,今天,我们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铁路规划和建设,希望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铁路建设有所启发并提供借鉴意义.     

国际上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初探

本文通过对国际上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予以了总结和探讨,认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宜早不宜迟,政府的支持,完美的法律,发达的资本市场等因素是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各国根据具体国情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仅就这些经验予以粗浅的总结,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对转轨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值得借鉴。     

论转型期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与培养

公民意识的缺失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社会转型时期,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十分紧迫。必须正视当前我国公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意识教育途径。     

划破黑夜的曙光——甘肃党组织的建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甘肃沉寂落后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人民群众开始觉醒,建立党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成为了西北地区最早建立中...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对毛泽东思想创立与传播的历史性贡献——以《解放日报》为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终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中国带来了足以指导实践、引导革命的理论指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时期,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一系列党报党刊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入研究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深刻解读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诞生前后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诸多表现,对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