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革命视域下的现代性批判话语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现了从现成论的思维方式向生成论思维方式的转向,而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对资本现代性的追问和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内在关联对当前我国现代性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一起义军会昌战役纪实

八十年前的南昌城．正值八月酷暑之际．突然响起惊天霹雳，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等的领导下，2万余名起义官兵一举攻占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纪元。     

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看红军的底层动员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与其高效的底层动员密不可分。为了增强底层民众对红军的认同与支持,红军在宣传上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凸显贫富差距,强化广大底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穷人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职业教育:传统择业观下的式微

中国人的择业观和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毋庸置疑,现在的中国职业教育正面临的一个缺口:高职毕业生不愿做蓝领、大部分学生不愿主动报考中职,所以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工人正在迅速减少。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并非现在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这么简单,根本原因是历史以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其他皆下品”的观念。在现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没有学校、家庭会鼓励学生做行业的基础工人,大家似乎一致认为只有成为管理人员才是光荣,对工人和农民“身份”的背弃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择业观念。这种观念反之形成了社会对教育的畸形要求。     

刑·法·律——先秦法观念探微

<正>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能量。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颇有意义。本文拟通过"刑"、"法"、"律"字演变的阐述,来考察先秦人的法律观念及特征。一、"刑"字的产生、演变——"刑"的观念文字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最主要形式,不能脱离人的思维。因此,特定文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能够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文字的产生遵循着事物、概念、语言、文字四者相递产生的规律、事物在先,然后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以依规治党坚持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依规治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要求。以依规治党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以制度规则实现依规治党,以依规治党坚持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新时代更具时代价值。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须持续以依规治党坚持自我革命。     

后现代观念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观念对历史研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学者思想进一步解放,能加强学者的个体意识,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和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但也要警惕其消极影响。     

比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与执政时期的不同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党的历史方位时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①针对这样的重大变化，研究和比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与执政时期的不同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和现实依据，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