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单质押贷款的发展过程介绍及业务流程规范

仓单质押业务虽然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此项业务有效地规避了金融风险,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解决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受到企业界、金融业的广泛青睐,正越来越快地发展着。     

民航客运承运人对旅客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结合案例,就民航客运承运人对托运行李发生的损失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探析,指出各航空公司颁布的规定属于企业内部规定,没有法律的一般拘束力,其对旅客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缺乏法律效力。在“用尽现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行政协议解除权的规则体系建构——兼评《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在行政协议解除制度中具体体现为直接适用行政优益权模式和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解除权模式。行政优益权应当具有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办法或者特定领域单行立法的明确上位法基础,并且遵守行政协议解除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要件,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应当如何选择民事法律规范并进行修正;第二,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解除案件时应当从两种解除权中择一适用还是共同适用;第三,何种法律规范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和第563条的法定解除可以作为民法上解除权的规范基础,不过需要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修正。《民法典》第565条的通知解除程序规范也应当在适用民法上解除权时被参照。两种解除权构成权利的竞合,行政机关从中择一适用即可,并且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漫漫谈

1.以"价"乱真赵立坚近日转发了一张图,图上文字写道:"中国取得的积极成就如何在西方媒体面前显得可疑?简单!只要在标题加上‘代价是什么?(at what cost)’"图中收集了不少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内容不同,标题格式却如出一辙:"一年后的武汉:这座城市似乎不再受到疫情威胁,但代价是什么?""中国绿色转型:代价是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趋于稳定,但代价是什么?"……赵立坚对此发出灵魂拷问:"西方媒体在混淆是非方面非常成功,但代价是什么?"     

民法的诞生——《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解读

古代西亚地区的《乌尔纳姆法典》对民事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表述。它既代表了古代西亚地区最早法律文明的昌盛水平,也成为探究民法起源时的首要环节。因此,对《乌尔纳姆法典》颁布之前苏美尔城邦的经济交往关系、《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劳动法与民法关系新论

《民法典》的颁布对劳动法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掩盖了民法本身的困境.实际上,民法早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传统民法平等主体假设的坍塌和私法自治原则的动摇.劳动法也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与民法关系模糊、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脱节.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法与民法的概念及其关系,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概念分析细化劳...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了自媒体的产生,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兴的自媒体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即由传播者指向受众者这一单向的传播渠道.自媒体的传播途径一改以往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是由个体受众者通过网络传播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再经由互联网传播到个体受众者.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满足了人民想倾诉与...     

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日益增多,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以查明事实是该类纠纷解决的关键。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多重规定,不同的法官因主观认识上的差异而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导致同类案件往往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彰显。本文从民间借贷纠纷的定义、特征,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相关概念入手,分析民间借贷纠纷中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难点,从而为完善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提出相关对策,以供参考。     

从《郑氏规范》看荣辱观教育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表达了国人的共同心愿,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尚荣知耻、扬善弃恶,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以孝义治家而闻名的郑氏宗族,又称郑氏义门,世代相传的《郑氏规范》,用朴素的语言把道德理论提炼成家族日常行为规范,集中体现了孝义、和睦、中庸等儒家大同思想,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这其中承载的厚重文化积淀,许多内容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积…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