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记录信息检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将视听资料列为第七大类证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需要保存的信息越来越庞大 ,视频信息、音频信息、银行存储信息、交通资费信息等等都需要以磁介质作为存储的方式。然而随之产生的犯罪也在不断的发生 ,为了证明记录的真实性 ,本文将综述利用磁光晶片技术在视听资料检验的实际应用情况。     

浅议单方录制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未经对方同意而录制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存在不同的认识。文章认为,这种视听资料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可作为一种证据来源进行使用。即对此证据来源先进行核实,再将核实材料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样既不违背证据的合法性原则,又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     

视听资料的合法性界定

由于视听资料具有其他证据形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现代法治社会中,当事人依赖它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呈不断增加之势。尽管它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被法官采纳的私人制作的视听资料却极为有限。本文旨在对视听资料的合法性进行界定,以期扩大视听资料被采纳的范围,从而让它能更好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服务。     

偷拍偷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资格合法性问题初探——以“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为分析对象

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视听资料纳入几大证据种类,在我国首创了独立于物证、书证以外的高科技证据种类划分制度。然而,在不断发展的司法规范进程中,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渐渐萌生出诸多问题。而被注上"非正常录音、拍摄"和偷拍偷录手段获得的视听资料,则其证据资格的法律规范是否完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两个个案入手,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及相关判例法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证据资格合法性的主体、手段、罪名范围以及相关程序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关于证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合法性的开示程序是可选择性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收集该类证据存在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可能。     

浅谈故意伤害案件中如何审查证据

正近年来,故意伤害案件在检察机关所受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且该类案件大部分案情比较复杂,证据难以固定,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许多案件流失。据初步统计,因证据先天不足或者因证据发生变化而搁浅的故意伤害案件在2011年有4案4人,2012年有5案6人,2013年竟达14件16人。因此,如何加强该类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提高办案人员的自身素质已成为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要搞好故意伤害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必须要做好以下几点:一、审查判断证据应避免进入三个误区一是忽视联系全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证据同     

论建立视听刑事技术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在我国执法司法领域里,视听资料的存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已经被中国三大诉讼法所接受。视听资料内涵广阔,它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使得它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视听资料作为新的证据形式,人们对它必然有个认识、理解的过程。本文对视     

浅议技术侦察措施取证

技术侦察措施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使用的一项专门措施。随着犯罪形势的日愈严峻,技术侦察措施在刑事侦查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以及技术侦察取证的程序方法、注意事项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统一的学术观点,在侦查实践中也因地域和部门的不同而各行其道。     

视听资料合法性的界定

<正> 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学术界大都认为未经对方同意,一方私自录音、录像(多为录音)不能作为证据,理由是未经法定程序取得。换句话说:未经对方同意而录音、录像是不合法的,故不能作为诉讼证据。     

论视频警务的概念及意义

随着视频监控系统、拍照手机、行车记录仪、执法记录仪等录影设备应用的普及,特别是移动网络、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视频技术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治理手段和管控模式。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治安防控、侦查、消防、交通、警卫、内保、指挥、督察等公安机关各个专业警种的警务工作中,视频警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警务模式。视频警务是视频技术在警务中的应用以及相应的警务模式。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方面,我们都应该建立视频警务概念,并探究其内涵和外延,为更新警务思想和改革警务模式注入新的理念,并为视频警务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建设打下理论基础。     

视频监控在犯罪侦查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计算机网络、图像分析与处理技术的日趋成熟,视频监控得到了广泛普及并快速发展。作为视听资料证据,视频监控所记录的信息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然,视频监控在建设、应用和法律规范方面还存在建设布局不合理、管理维护不到位、资源的共享性不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