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是經國務院批准依法在民政部登記注册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以保障全體公民享受平等的司法保護,維護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宗旨;主要任務是募集、管理法律援助基金,為實施法律援助提供物質支持,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維護司法公正。2008年被民政部評為AAAA級基金會,2010年被民政部評為"全國先進社會組織"。先後榮獲"中國十大法制人物"榮譽     

一物一权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为罗马法时代的产物,仅适用于有体物和所有权,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一物一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物与权利的法律联系,该种物权法基本立法技术应为我国采纳。为因应社会发展变迁,“物”应包括有体物、无体物、集合物等,而“权”则对应所有权、他物权以及知识产权等。     

经济效用与物权归属——论物权法中的从附原则

在不同的物合成一物时，只要不悖于交易观念，与其余部分紧密而持续结合的部分为合成物的成分，为了维持物的整体效用最大化，合成物所有权被重新界定，要么是主物所有权扩及物的整体，要么由原所有人共有。这一在物的效用经济功能引导下确定权属的强制性规范，将合成物塑造为整体特定的客体，配合了特定原则和公示原则，在物权法中具有普适性，被称为从附原则。如果成分与主物或其他成分在合成前归不同人所有，从附原则将对成分原所有人不利，为达致利益平衡，法律效果受限的不当得利就成为关联规范。在成分因正当事由从物的整体中分离，从附原则即被突破，成分独立负载所有权，但会受制于主物与从物的一体处分规范。     

经口刀刺致颈内动脉破裂1例

1案例 简要案情:某女,61岁,有精神病史,平时以捡废品为生,某日被发现死于某乡镇一公共厕所内,现场有大量血迹. 尸表检查:死者头面部有大量血迹,上唇左侧见一3.8 cm左高右低位创,创角呈一钝一锐(图1);左面颊部见一2.5 cm×2.0cm"(卜)"形创口(图2),创缘整齐,为两创口叠加形成,其中一创创角呈一钝一锐,创道斜向右上方与口腔贯通,口腔内创口长2.0 cm,另一创创道斜向右下方形成盲管创.     

论人格物在民法中的限缩与延伸

人格物作为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物,体现了一般性人格利益在物上的延伸。载体物的毁损灭失会造成人格利益不可回复的后果,权利主体可依据物的损失要求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同时,法律也必须对人格物的种类及其处分予以严格的限缩,以防范权利范围过大而导致权利的滥用。立法将人格物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种类加以保护是大势所趋。为此,对人格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宫锁连城》引官司

<正>台湾著名作家、编剧琼瑶诉于正等五被告侵犯改编权、摄制权案,2014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法院判决琼瑶胜诉,涉案电视剧《宫锁连城》停播,于正向琼瑶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于正、湖南经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东阳星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大快人心!!!"判决一出,影     

故乡风吹云散

那些贫贱之中孕育的善良和忍让,那些泥土中培植出的淳朴和爱情,如今似已风吹云散,不知所踪。在记忆和当下的困惑与压迫中,人就容易走入模糊的境地,这模糊在日月的流走中也就有了一种巨大的困顿心灵的力量,恰似一个人频频回首影子的行走,     

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养老机构发展之有关问题研究——以宁波养老护理员工作满意度评价为例

通过对宁波养老机构中500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宁波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是"中等"。为了改善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养老机构要大力提高养老护理员薪酬水平,着力改善养老护理培训水平;相关部门要采取措施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成就感。     

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之困境及因应——兼论保险诈骗罪罪状设计

被保险人自残而骗取保险金之行为时有发生,但其定性却是一个疑窦丛生并且纷争不断的理论难题。从字面描述来看,保险诈骗罪罪状中似乎没有包含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但事实上,依照不同的成罪路径均能推断出,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不同罪状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错综交杂,将导致被保险人自残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时无可避免地遭遇司法尴尬与理论困境。故此,不宜采取列举式立法对保险诈骗罪的罪状进行精细描述,而模糊性立法应当是更为可取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