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教育视域下高职学生法治思维培养途径探析

《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破除了高职学生毕业就业的制度门槛,但高职教育实现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的重大突破,还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难题,尤其在高职学生法治思维培养方面仍然存在“重技能,轻素养”的培养误区。为此,本文从加强法治课堂建设、加强法治实践教育、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三个方面,提出“家庭、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全方位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培养途径,以促进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改革,使高职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法律解释与实践探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问题

本文探讨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以及相关的法律解释。醉酒驾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项重大安全问题,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此方面的解释与实践也在不断演进。本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的法律案例,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理想类型与发展路径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突破.当前,在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自身能力不足、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作为未来社会组织管理的必然趋势,枢纽型社会组织需要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健全制度体系,加强人才培育,不断提...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年龄边界重构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协调机理

随着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备受关注.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实质修改了《刑法》的相关条文,引发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范体系的变动.在立法层面,其创设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附条件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从而为妥当划定适用范围提供重要依据.在司法层面,应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探索实践最高人民检...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类型分析

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已成为一种新的诈骗犯罪类型。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信息,以骗取手机用户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文从手机短信诈骗的犯罪构成、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入手,对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类型进行探讨。     

应当招标而违法询价采购行为的刑法解释

根据刑法文理、目的、逻辑和体系解释理论,招标采购中的串通投标行为与本应招标而违法以询价等其他方式采购中的串通报价行为,在社会危害性、行为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方面基本相当。因此,对于故意以询价采购规避本应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串通报价行为,应当以串通投标罪定罪处罚。     

购买零部件组装枪支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通过网络从不同卖家购买不同的零部件后组装成枪支的行为存在非法持有枪支罪和非法制造枪支罪的定性分歧。从文义解释看,"制造"应包括组装等行为。从体系解释看,尽管相关司法解释未对"制造"一词进行明确,但其他包含有"制造"的罪名有类似解释,应予借鉴。从社会危害性看,组装枪支行为创造或增加了危险。综上,应认定为非法制造枪支罪。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