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干部构建干群互信关系的方法探讨——基于S市党校主体班学员的调查分析

围绕基层领导干部如何构建干群互信关系这一主题,把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作为直接目标,分别设计四个具体问题进行书面方式回答、两个开放式问题进行口头回答,以在市委党校培训进修的学员为研讨主体,对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零散经验进行讨论研究和概括分析,罗列出大量有效的具体做法,梳理成不同语句表述,整理成若干个核心词汇。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分析后,得到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思路和方法,为基层领导干部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进而构建干群互信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指导性思路。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刻苦学习 紧跟时代要求

知识是现代社会的灵魂,社会越发展,知识的作用就越是显著。市场经济对干部的全局性、化解矛盾冲突的协调性、决策的时效性等,都提出了更高滋少黔二缠瘾烈,生存环境更趋残酷。在这种形势下,领导者如不能坚持刻苦学习,就难以担当起领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

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     

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的发展壮大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然而印度对中国存在较大信任赤字。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客观成因主要有大国实力差距、经济贸易问题、边界领土争议、海洋权益担忧等。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为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优化警民关系视角：提升社区民警沟通能力研究

沟通是一门艺术。在公安工作中,民警与群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处理案件和人际交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改善警民关系,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的重要途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是政府与群众接触最多的部门之一,尤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微博、微信等网络互动平台更为警民之间提供了重要的交流途径。沟通得好,不但能强化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与群众的亲和力,而且能更加有力推动村(社区)治理和基层警务深度融合,提升辖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因此,警察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注意沟通方式、沟通技巧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