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正所谓殷鉴不远,希望那些无视走过的弯路,仍然试图找到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警醒为是。     

纳萨尔派武装:印度崛起之碍

在现代通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军事手段先进多样、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纳萨尔派要想再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武装夺取政权是很难的。纳萨尔派要想长久生存只能另谋它法。在这方面,尼泊尔毛派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国学拯救不了精神危机

我赞同在文化中承接传统,但是对国学拯救精神危机的说法不抱希望。     

从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评孔根红同志《看清前方的路》

<正>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道路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一些国家还很迷茫,个别国家陷入困境,不少国家甚至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比较起来,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广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孔根红同志的《看清前方的路:国际政治与中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一书,收录了作者在冷战结束     

冯昭奎:《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

本书以日本为案例,阐述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以能源生产安全、能源来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在漫长的战后时代,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困难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石油供应黄金期;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的能源安全稳定期等.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孙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其代表作《孙子兵法》问世至今,已有25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孙子兵法》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尊崇,而且被奉为世界军事宝典。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指出：“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孙子兵法》这本只有约6000个汉字的小册子中所蕴含的军事指导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军事伦理观,尤其值得今人学习和反思。     

论后劳教时代犯罪化的领域与原则

后劳教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迅速,网络谣言、网络色情泛滥,网络反腐的同时导致个人信息受到严重侵害;环境安全日益凸现,工业化在带来财富积累的同时,严重破坏环境;其他社会问题诸如雇佣者破坏信任关系、违反诚实义务、社会风尚受到严重妨害等等,都需要予以犯罪化处理。为了实现后劳教时代刑法的目的,在对危害社会行为犯罪化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保护法益必要原则,即对危害社会行为的犯罪化处理必须以保护法益必需为根据,不能过分;二是科学性原则,要求从立法的形式到文本的表述,从宏观的体例到微观的技术等方面都必须遵循刑事立法的规律,追求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三是以人为本原则,要求在刑事立法中必须重点保护个人法益,将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     

21世纪巴黎公社革命研究最新重要成果

在笔者看来,高放教授发表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连载之五:《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崭新创举》是重头篇章,不仅文字长,4.3万多字,尤其是它的学术创新含量很重。文章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成果基础上,从21世纪人类解放事业伟大进程的时代高度,系统详实地对1871年3月创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从建立历史背景与民主选举产生过程,政权结构、性质与领导集体特色,到历史贡献、     

论大庆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中国梦的实现

大庆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求实价值、创新价值和人本价值,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发扬大庆精神的理想信念价值,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发扬大庆精神的求实价值,从实际出发,发扬三老四严的作风,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发扬大庆精神的创新价值,解放思想,探索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发扬大庆精神的人本价值,调动社会各阶层,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大庆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的制胜法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大庆精神。     

后脱贫时代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作逻辑

专项治理转向“常规化”的制度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专项治理在治理效果内卷化和治理目标改变的劣态倒逼下转向常规化治理形式。既有的理论研究依续这一思路构拟出数种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行路径,但多囿于自上而下单向度“常规化”治理形式探究,并且这种“常规化”模式已出现明显“负效应”。基于对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发现专项治理“常规化”的单向治理形式并不是基层治理的最优选择,而需在现有基础上发掘和能动地运用基层社会内在的社会资本因素,使基层社会的内在力量与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设施相结合,以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