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责任认知与承担

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纵向分析,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要想使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必须采取相应的保证措施：创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政策、社会和舆论环境;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定位企业的社会角色;营造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内部环境;建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管理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大学生接受德育的认知特点分析及对策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大学生在接受德育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认知特点,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此,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促进大学生"三观"的形成。丰富德育的内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拓宽大学生接受德育的渠道。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增强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师资力量。只有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德育,使他们以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精神风貌、健康的心理状态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为祖国的兴盛、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作出积极的贡献。     

政府网络认知要实现的四个转变北大核心CSSCI

政府网络认知是政府关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运用及其影响等方面的心理反应或主观认识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立场和价值偏好,它有消极和积极之分。应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安全问题,政府网络认知要实现从"网络衙门"向积极、互动的转变,从简单管制向协商对话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围墙政治"向开放包容的转变。强调政府网络认知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要克服消极网络认知的局限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问题,使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发挥网络的积极利用来促进自身变革和完善,并在与社会良性的网络互动中不断调整和改善二者关系,从而消除网络威胁,达到有效维护网络政治安全的目的。     

当前中国人世界认知状况调查

在"您认为西方是否在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70.4%的受访者选择"是的,有明显的行为"■在对"您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问题的回答中,73.6%受访者选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走下“过山车”——关于对“80后”认知问题的一些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对“80后”的认知中,存在着“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现象。这与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有着直接关系。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主要与“80后”的独生子女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成人社会期待回报的心理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准确认知和把握“80后”的特征和特质,成人社会必须加强对“80后”和新生事物的学习。     

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CSSCI

近几年来,日美澳印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日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战略合作。该战略合作是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重塑亚太格局,攫取权益的平台和路径,并且呈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但是,该战略合作也面临着局限性和困境。战略合作框架的不完善、大国因素的影响、四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不同、应对中国在四国对外战略中位置的不同等因素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

<正>中美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12年年初以来,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美国领导人做出回应的重大议题,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