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鞋印鉴定专家的决策过程——挑战、错误率、认知偏差和相似度

法庭科学鞋印检验鉴定是一项复杂的认知决策活动,受到内外变化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随着案件性质和鉴定专家经验的不同而变化.研究特征比对方法的基础有效性对鞋印检验乃至法庭科学领域至关重要,这可以更好辨别鉴定专家是如何开展形态比对鉴定过程.国内外法庭科学专家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论证了专家认知与鉴定决策变化的关系,为进一步探...     

商标法适用中消费者认知的价值及其实现

商标法通过保护商标识别功能来实现立法目标,对商标相关事实的认定应当充分考虑商标识别功能是否受到损害,这就涉及到对相关主体认知的考量。关于主观认知,目前商标法规定了“消费者”“公众”“相关公众”和“社会公众”等概念,这些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主体的认知也有较大不同,在商标法适用中应当优先考虑消费者的认知情况。在认定商标相关事实时商标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应当主动将消费者认知作为基本依据,消费者也可以利用商标法规定的程序使其认知情况被更好地感受到。获取消费者认知的基本方法是商标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法官将自己想象成具有普通认知能力且处于一般谨慎状态下的消费者而推知其感受,对以往事实的认知情况也可以采取消费者调查方法,并将其作为专家证人证言使用。     

互动与认知错位：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迁移人口的集合,移民存有从迁出地迁出与迁入地定居两个主要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以何种身份离开故土重新生活的困扰,迁入地主流社会也受到如何接纳这些移民的考验。经历了四次移民潮的法国是目前欧洲拥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面对数量庞大又异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坚守的“共和同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可在法穆斯林移民的身份。与此同时,诉求不得也引发了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由“相异”到“相斥”。频发的恐怖行为引发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下,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重。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青少年网络途径认知及其网络行为

青少年对网络途径的认知可从他们对网络的态度、对网络影响的认知、网络规范的认知和网络信度的认知四方面分析,青少年的需要、价值观及生活阅历等决定他们对网络社会化途径的认知和选择,从而导致青少年产生特定网络行为,表现为青少年上网的目的、时间与地点、迷恋程度以及对不良信息的阅读。要将网络的消极作用抑制在更小的范围,最佳方法就是教育:对青少年来讲,要加强“善待网络”的教育;对家长来讲,应系统的接受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方面的教育;对学校来讲,应该加强网络人文教育,培养“善待网络”的一代。此外,还要从整体上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环境,重视媒介素质教育。     

在公安院校教学中贯穿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元认知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弗拉维尔(J.H.Flavell)最早在1976年提出的[1]。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元认知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元认知具有以下五大功能:1.它是智力的核心成分,能促进智力发展;2.能提高认知效率,快速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3.能增强学习能力;4.能弥补认知能力的不足;5.有助于主体性的发展。[2]一、对元认知及其与公安院校学生学习关系的理论认识(一)元认知涵义及结构元认知是指对认知的认知,即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意识与控制。元认知包括元认知…     

社会心理认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和谐,关键是通过认知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干预或消解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以及通过激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行为,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认知的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商标财产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化解

商标本为一种用于区别来源的工具。然而,现代商标法将之财产化,并采用民法财产权体系中的绝对权保护模式。绝对权的认知结构预设着强有力的私权保护,这为商标权的强化和扩张埋下了种子。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脆弱,经典的自然权利理论、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以及商誉论和广告功能保护论都无法为商标财产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商标财产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我国还呈加剧之势,有必要予以纠正。在认知上,需要打破绝对权理念之拘束。在实践中,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的绝对化适用需加以纠正;混淆之扩张需谨慎对待,以反击"财产论"对"混淆论"的挤压。此外,还需提升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使其扮演商标法"守门人"角色,以期对商标财产权的不断扩张进行约束和限制。     

腐败心理的内涵、构成及抑制策略

腐败心理是支配腐败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的复杂心理现象的总称。腐败心理不仅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构成要素的组合状况和特点还决定了腐败行为的性质、类型和发生频次。因此,抑制腐败心理的生成,需要培育积极的心理动力结构要素、合理的心理认知结构要素和有效的心理自控结构要素,从源头上构筑起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