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议”出来的活力

顶着夏日灼热的阳光,10多名村民抬着石头,行走在乡村小路上。“七一”刚过不久,笔者在宜宾市长宁县花滩镇大冲村看见,村民们正忙着修建提灌站。“提灌站修好了,用水就方便了。提灌站能开工不容易,村上的‘党员议事会’立了大功。”46岁的无职党员苏玉德抹着脸上的汗水说。     

凤冈县：“五字诀”兑现党内民主

近年来,遵义市凤冈县着力念好“考”、“议”、“提”、“晒”、“评”五字诀,积极营造党内民主氛围。     

暗香缕缕伴春来——喜看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工作的新变化

在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长春代表团聂永军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的治安问题》的议案被确定为大会议案之一。这个消息令长春代表团的代表们无比振奋,同时又深受感动,再一次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在人大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代表议案工作的重视,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省人大代表议案工作的新变化。     

"议行合一"的"前世"与"今生"

学术界存在的"议行合一"两种不同的理解,认为我国"议行合一"的提法并不能恰当地反映我国政体的组织形式,相反,对于"议行合一"的争论,我们既要回归历史,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还原其本真含义,同时,又要立足我国现实,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要准确理解我国政体形式的建立是历史的产物,更要在客观认识权力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破解我国政治体制运行中的权力有效制约难题.     

社区自治“盐田模式”研究

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在我国目前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业已形成四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即，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和盐田模式。盐田模式是深圳市盐田区在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治理体制上的一项改革创举。这个模式以“议行分设”为原则、“会站分离”为特点，实施“两会一站”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盐田区政府自1999年开始历时六年进行了三次制度创新后的结果，于2005年基本定型，目前盐田区社区各项工作仍然在按这一模式运行：     

构建和谐农村的有益探索——天镇县推行“一事一议”构建和谐村庄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后,天镇县通过村民"一事一议"解决农村筹资筹劳的问题,既办实事,又增强了全村凝聚力和村干部的号召力,成为当前农村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为了客观了解和掌握"一事一议"的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我们先后深入南园子、窑沟村、塔儿     

全国第十三次省级人大期刊研讨会议在昆明召开

全国第十三次省级人大期刊研讨会议于2007年8月6日至10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有关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及期刊社负责人出席会议。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牛绍尧代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致辞；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沈安波、研究室主任杨祖龙主持会议；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会长郭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巡视员王效云分别作讲话；全国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期刊社负责人分别作交流发言。     

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