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相关问题研究

认定是否"虚伪"既要看主观罪过,又要看实际危害."假证人"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同样可以构成本罪.在某些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可以作为特殊证人看待,也就可以作为本罪的主体.本罪的成立至少要有抽象的危险结果存在.     

禁止令在工具型网络犯罪中的适用意义、困境及出路

网络犯罪中,属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发展速度最为迅猛,产生的害恶影响也最为深远。对工具型网络犯罪适用禁止令不仅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还能有效回应网络犯罪现实对刑事治理策略的升级要求以及为我国日后建构合理的"禁网令"制度积累经验。当前,禁止令在工具型网络犯罪的适用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适用率低下、禁止令内容不规范、与行政性规范文件存在功能重叠、与禁业规定存有适用冲突等。为有效解决这些困境,我们有必要采取完善禁止令规定、确立"择一使用"规则、优化禁止令条款内容、采用"分类适用"等路径,以充分发挥禁止令在制裁网络犯罪方面的功能。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2000—2017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普婚仍旧是我国婚姻的突出特点。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且经历过结婚事件的人群中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再婚者的比例很低。年轻群体中婚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婚姻的推迟,离婚、再婚现象的增多,其背后有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家庭观念转变、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所增强,但还没有改变我国人口整体上普遍结婚的事实。因此,对时期指标的运用和解读,应当更加科学谨慎。     

晚结婚还是不结婚——基于沈阳市人口普查资料的Hernes模型应用

本文关注结婚率的变化情况,同时试图回答晚结婚会不会导致不结婚这一问题。基于沈阳市人口普查资料,本文采用Hernes模型对不同年龄组的结婚率进行了模拟和预测,发现尽管初婚年龄在推迟,但预测结果表明结婚率仍然是相当高的。这表明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给婚姻一个机会,剩男剩女的确存在,但理解这一现象的前提是人们现在普遍推迟婚姻,而晚结婚并不代表不结婚。     

微信舆论特点及其带来的监管挑战

正微信,由于较好地连接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通道,在传播模式上对大众传播模式有颠覆性的影响,在舆论影响上正成为一只举足轻重的"看不见的手"。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符合在全球范围内由信息技术推动而掀起的媒介革命浪潮。一、微信兴起的背景和特点从20世纪末开始,传统媒体的受众接触率、公信力就开始下滑。很多学者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微信的兴起乃是这次媒介革命浪潮中的一部分。但除了技术原因之外,这次媒介革命中包     

营造法治新常态 开启依法行政新征程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依法治国的新观点、新举措,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作出了全面部署,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按照《决定》的部署要求,结合江     

从副区长出庭应诉谈起

因房子被村里拆迁,李先生向政府申请公开关于拆迁的相关文件,才发现村里拆迁行为只是“村自治”决定。政府没有相关拆迁文件。为此,李先生不服丰台。区政府的信息公开答复,并一再申请复议、起诉、上诉。要求法院查明事实。昨天该案二审在北京市高院开庭,     

努力克服反腐制度建设中的形式主义

<正>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如果制度的笼子不牢固或者扎不紧,就会造成制度失灵或失效,将会危害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在目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形式主义作为"四风"之首,对其加以克服和反对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形式主义由来已久,腐蚀性极强,制度建设     

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探析

针对我国的反腐现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重分析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指出我国反腐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根据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关的完善对策。以整个证据制度作为视角,从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扩大证据的来源以及丰富证据具体规则的运用上来阐述。     

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再思考

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在认定事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甚至拒绝作证等现象日益严重,已影响到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公正和顺利进行。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成为诉讼庭审制度改革中最突出、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目前的社会实际状态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不可能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反而会导致证人出庭作证关系的恶化发展。从人的本性、社会环境传统、人权保障以及法理等层面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展开思考,以期纠正当前一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