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

建城[2015]175号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园林事业管理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日常管理评估和执法检查工作,我部制定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电子监察:同步监督审批全过程

2010年以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把推行电子监察工作作为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重要抓手,由县监察局牵头成立电子监察办公室,负责行政审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纠偏纠错、绩效评估。出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电子监察部门的职责、监察的主要内容、     

如何摆脱“应付办理”的困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对一些部门“应付办理”的现象表达了强烈不满，与此相伴的则是一些议案、提案纷纷陷入“年牟提、年年黄”的怪圈、正如全国人大常委汪光焘所言：“国务院个别部门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支持专门委员会办理议案时存在推诿和应付，这是对人大代表的不尊重”一些承办部门“重答复、轻办理”，或以“条件不成熟”之类的理由敷衍推诿．或以“正在研究”、“感谢关心”之类的答复虚与委蛇，伤了代表委员的心，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     

构建职务犯罪情报分析机制

"犯罪情报分析是将大量零散的与犯罪有关的信息加以集中、比较和重新组合从而发现新信息的过程。"①完整的犯罪情报分析包括情报的收集与评估两大方面,且两者均不可偏废,两者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控制、预防等工作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犯罪情报分析是防控职务犯罪的基础性工作。职务犯罪防控的一体化指挥与部署、专项行动及专案侦查、交办、参办、督办、提办等     

资产评估乱象

资产评估，这一看似远离民生的行业，实际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已有各类评估机构近万家，但在繁荣景象的背后，行业竞争无序、虚假评估等乱象频出。2012年2月，酝酿了近6年的资产评估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需要绝对诚信、公正的行业即将迎来有法可依的春天。     

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未能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潜含的道德隐忧,加之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不适,而成为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助推因素。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这一权利观念,尤为必要。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内含着共同体伦理。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于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根本规则,其核心使命之一在于以宪法义务体系确认那些旨在维系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这些与共同体存续基本规则直接挂钩的义务,即"宪法内在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是达到共同体生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型期的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论现物出资制度的完善

时至今日,新公司法已实施近七年,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现物出资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限制,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者扩大出资方式的良苦用心.本文将结合法律实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重点分析我国现物出资制度存在的症结,针对性地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以期为现物出资制度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应贯穿科学理念

政府绩效管理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实现政府系统自我改良、将已有政治体制行政效能发挥到极致的政治价值导向和理念。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工作还处于探索试点阶段,观念认识不够统一,体制机制尚有空白,还未完全走上健全化、制度化、长效化轨道。一是制度化不足导致工作随意。由于未出台统一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各地区各部门的实践多依靠党政机关文件和上级重视开展,呈现"自上而下"的运动化倾向,自选动作多而规定动作少,评估内容不全面,指标设置不完善,机制制度缺乏衔接性和整体性,出现随意评估和重复评估现象,工作的科学性、     

从灵活用工制到侵权遮羞布

相对于强势的资本力量,劳动者无疑处于弱势,而劳务派遣工则是弱势中的弱势。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得不到善待,权益失去平衡,势必拉大贫富差距,恶化生活困境。在加剧劳资冲突的同时,也累积底层群体的怨气,在伤害社会公正的同时,也埋下巨大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