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环境公益诉讼的突出特点就是对起诉资格的拓宽。公益诉讼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只要诉讼目的是维护公益就可以被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畴。在主体类型上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检察机关、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由于起诉资格的拓宽,在实践中要考虑到防止滥诉的制度安排,且要将各类原告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当。环境行政部门是兼具行政执法实施者和诉讼主体双重身份的一类主体。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分析

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但从民事诉讼实践看,这一制度所应有的明确争点、固定证据、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却没有得到体现。要改善这一状况,宏观上要培育和优化证据开示制度得以运行的环境,微观上要完善证据开示的具体措施。     

公益诉讼的困惑与展望

虽然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机关,但是当政府不履行、不很好地履行职责或者政府的行为本身就损害了公共利益的时候,或者当某种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又没有特定的受害人的时候,在现有的制度下,用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公益诉讼在我国面临的最大难题。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我国应该修改相应的法律,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制度:功效、控制机制和构想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制度具有双重功效,其积极意义在于纠正错误的行政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如果撤销制度设置不合理,就会侵犯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对政府的诚信度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性造成破坏。因此,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则上应予撤销,但至于是否实际撤销,我们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作出判断,并应从几个方面加以控制,即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受信赖保护的限制,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受“事实不可更改”的限制,具有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的撤销应予限制。建立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的控制制度应从诉讼撤销和行政撤销两个方面进行。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具有许多突破一般性公司法规范的特点。建立、健全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途径有:采取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限制原告股东的处分权利、明确股东败诉时的赔偿责任等。     

发挥人民调解作用的思考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起打击刑事犯罪、诉讼监督、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等重要职能。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构建和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一、保持“严打”斗争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危害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活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严厉打击各类危害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活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     

市二中院依托现代科技手段走网络便民化之路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从“诉讼便民化”出发，充分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开辟便民诉讼渠道，努力使司法为民的宗旨变得可知、可感、可见。     

论弱势群体ADR保护的必要性

弱势群体经济上的低收入性与诉讼的高成本之间、文化上的低水平和诉讼的专业化之间以及心理上的脆弱性和诉讼的高风险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而ADR以其低廉的通常化程序设计和纠纷解决双赢的结果,为弱势群体带来实现权利的捷径。因此,作者主张发展ADR,对诉讼补偏救弊,以更好的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