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对于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设置了专门的条款即第112条规定恶意诉讼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恶意诉讼的主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主观上存在共同损害的故意,客观上存在共同损害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之规制仍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规定了恶意诉讼之责任,而没有设置恶意诉讼事前规制机制。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立诉讼承担制度而实现对恶意诉讼的全方位规制。     

知识产权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司法评价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是辅助法院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手段,对司法鉴定意见的司法评价应围绕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在合法性评价方面,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基本规则进行规范性审查,根据中立、独立、公开等基本原理进行程序性审查;在客观性评价方面,除审查鉴定人有无徇私舞弊、鉴定材料有无虚假以外,还要注重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对鉴定方法有无缺陷进行审查;在关联性方面,首先要将鉴定意见与委托的鉴定事项和目的进行比对,同时在必要时邀请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出庭,如遇相同技术问题出现多个不同鉴定意见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或者审查既有鉴定意见获得＂心证＂,抑或根据举证责任分担机制作出裁判。     

论工会组织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支点与制度构建

现代诉讼理论早已抛弃严格的实体当事人概念，认为诉权和实体权利可以分离，这为工会组织基于职工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奠定了理论基础。工会组织对自体权益受损以及职工的集体利益受损的案件具有诉讼利益，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对于职工个体利益受损的诉讼，工会组织则不具有诉讼利益，而应该以诉讼协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我国，由于工会自治性欠缺等原因，工会组织很少参与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     

我国公众参与国家财政投入监管的司法实现路径——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构建

司法所具有的独立公正的内生特质促使法官不易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加之现代社会要求司法功能由原有的"解决微观个体之间纠纷的功能"逐渐向"公共干预的功能"进行转变,因此,纳税人诉讼成为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更为高效和更为直接的公众参与国家财政投入监管的实现路径。在具体构建我国纳税人诉讼制度时,有两个问题需特别注意:一是应从效率的角度考虑赋予纳税人集团以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在我国现有用税监督基本法律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考虑司法组织创新。     

古代讼师规制对当代律师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古代讼师规制(一)讼师存在的原因。1.民间争讼日繁。韩非子曰:"不恃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1](P122)。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利益冲突,是"讼"的存在原因。对于讼师而言,其出现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土地私有、新工具的应用,生产力得到     

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要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程序法,立法部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刑事诉讼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为此,立法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刑事追诉权与司法裁判权、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与制衡问题,维护被追诉者一的     

我国警察证人的诉讼地位解说

警察出庭作证身份的确定,涉及到其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警察的证人身份确立不仅根植于制度的存在,又与不同法律体系下的证人概念与理论有涉。本文探讨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后,出庭警察应当具备完全的证人身份。同时,与普通证人相比,又独具特征,其证言豁免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泾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成司法“名片”

7月17日下午．参加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的16个中级法院和6个基层法院有关领导．参观了泾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环境优美温馨、便民设施齐全、服务细致周到、办事快捷高效的诉讼服务中心让参观人员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