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话语困境及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地缘扩张论""重塑国际秩序论"等负面论调不断涌现,使"一带一路"建设遭遇话语困境.这些话语表现出二元对立、利益驱动、身份焦虑等主要特征,充分反映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凸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应积极协调沿线各国共同破解话语困境,着力打造话语共同体;重点探究负面话语标签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文化逻辑,分门别类地加以精准应对;强化"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维“宏观”趋向“微观”的转型思考

在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当代语境下,与传统上计划经济时代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叙述风格相契合的"宏观"教学思维,需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信息传播的新机制进行趋向"微观"的转型,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学生互为主体、平等参与、真诚互动之教学化的生活空间,全新构建个性化的、小众传播力强的课堂教学话语体系。     

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1938—1940)

三民主义作为孙中山创立的革命理论和政纲,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符号,成为中国革命的表征性话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汪、蒋集团为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对三民主义进行了不同诠释,但都力图将共产党、共产主义消弭于三民主义之中,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激烈论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区分真假、新旧三民主义,完成了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同时又以"新民主主义"为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步骤等重大问题作了科学阐述,初步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超越,逐步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话语权。     

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

社会思潮是影响青年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思想来源,青年是社会思潮的重要建构力量。社会思潮的形成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同性质的话语体系,对青年思想道德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面临社会思潮汹涌而来的新语境,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要从话语双方身份定位、话语内容、话语场域这些话语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来进行,以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     

从多维度视野看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但是,国际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很不相称。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取与大国地位和实力相符的话语权,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建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旅行中的话语／权力／知识理论——论萨义德对福柯的接受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知识理论是爱德华·萨义德构筑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然而，萨义德对福柯理论的接受，并不是机械的、不加质疑的照搬，而是批判性的吸纳、融合。本文以萨义德的《旅行中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以其著作和访谈为基础，试图从历史文化语境、萨义德对福柯的追随及疏离几个方面来探讨萨义德对福柯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萨义德对旅行中的话语／权力／知识理论的批判性接受增强了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主控话语的批判威力，但同时也有成为其自身陷阱的危险性。     

调解工作室：上海与广安模式的比较

调解工作室,顾名思义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这是对调解工作室作出的最为通俗的定义,然而可以进一步追问,何为工作室？严格来说工作室并非学术话语,而是指由几个人或一个人建立的组织,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譬如上海李琴调解工作室,四川广安郭太平调解工作室。总而言之,调解工作室的规模一般不大,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北大核心CSSCI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话语,对外能表达党的政治纲领,对内能明确革命的基本问题,为党在国共摩擦愈演愈烈的情势下,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主动。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未来国家政权不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抗战的合作性和矛盾性交互生长的产物。新民主主义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实践,使根据地人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合理性,也加深了外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