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刊与纪念十月革命的话语建构

《解放》周刊作为我们党的政治理论刊物,对纪念十月革命话语的建构有重要贡献。《解放》周刊虽然存续四年多时间,但它采用翻译宣言、报告等方法,传播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话语;它刊发纪念特辑等文章,塑造延安纪念十月革命话语;它运用时评、贺电、广告等方式,建构纪念十月革命大众话语。总之,《解放》周刊为纪念十月革命建构起愿景话语、批驳话语和大众话语等话语体系,有效的传递了纪念十月革命的价值意义,对当今办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话语”面面观：从结构主义到关联理论

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延伸,认为它不仅仅存在于语用学理论框架内,而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也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对各种理论的“话语”观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脉络。     

中国梦的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CSSCI

中国梦的对外传播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历史契机。民间文化具有大众化、草根性、亲和力、调适性和融通性,可以作为中国梦传播的文化根基,能够为中国形象增添浓厚的本土色彩。实现中国梦的有效传播,关键在于采取多层次的话语策略,以形象的叙事语言融合理性话语、增强说理的故事性,以通俗的语言融汇理论话语、增强理论的普适性,以网络叙事和生活叙事融汇宏大叙事、增强中国梦对外传播的时尚色彩和生活气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融汇中西话语、做好内外结合、调整远近叙事视角,创新中国形象的塑造方式。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语境思维变革

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各个层次均引入语境理论,这一现象伴随着研究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深层变革。文学话语层面注重语境的实践性和对话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借助语境寻求语言的意义,反拨逻辑语言观,巴赫金倾心于发掘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语境的关联,以及文学语言研究中语境间的对话。文学阐释层面侧重语境的时空性,伽达默尔通过树立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价值而创立现代解释学,瑞恰兹则将文本语境的时空长度无限延长,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文本解读的多义性。文学文体层面,各个语境主义文体学流派引入文本之外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信息,将文学话语与一般话语的文体研究打通,借助语境的开放性彻底打破了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文本主义研究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创新与话语建构北大核心CSSCI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觉地遵循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发展上,落实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和合"文化的精髓为底蕴,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思路与方案。它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昭示了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并以富有卓见的顶层设计、科学性的内涵体现了前瞻宏远的理论高度。     

引导对外舆论 传播龙江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作为外宣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今后工作中要继续强化＂四个意识＂。     

问题与构建：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网络交流话语

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不能忽视网络空间。人们在网络上的交流话语既是价值观的体现,又是影响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力量。当前网络交流话语中存在着网络语言过于随意性、简单化、非理性和情绪化的特征,助长网络戾气,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风气,误导人们走向歧途的话语流传在网络之中,冲抵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的正向引领。应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内化,使网络表达与价值观养成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培养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使之能正确理解网络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形成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以及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羌族民间文学作品《羌戈大战》中的权力话语分析

主要选取了羌族宗教表现出来的多神性和该民族的民间文学中体现的寡神现象之间的冲突所反映的话语功能的不平衡问题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并且确定了《羌戈大战》这一案例分析作为具体手段,针对民间文学具有的宗教权力话语和文学权力话语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基于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宗教权力话语的维系和拓展等各个角度,深入剖析了该类宗教权力话语的内在机制。采取民间文学视野可以推断出,羌族文学中具有的宗教神权是来自于该类文学权力主体拥有的话语强制力。     

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传播与中国应对

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意图是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对抗中国文化影响力。为了促成“锐实力论”的广泛传播,美国启动了全政府—全社会联动的战略传播模式,采取了新造概念界定问题、运用学术话语增强公共信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获取道德共情等传播策略。“锐实力论”的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阻滞了部分中美之间正常的科技、文化、学术交流。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科学、系统、理性地应对：建构与完善中国国家战略传播机制;加强学术话语与相关理论体系建设,创新学术话语;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大力传播“非意识形态化”的交往理念,避免掉入意识形态对抗陷阱,另一方面则可以主动应对,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内容优化中国文化影响力资源,并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受众等方面完善传播策略,从而改变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