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概念的本土化重构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据法裁判”是司法语境下的法治表征,法律渊源构成“据法裁判”之“法”的来源。因此,确定法律渊源的法源概念,应当被视为塑造“据法裁判”认同的法治话语。任何法治话语都是与特定法秩序相关联的、对特定法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反思促进。因应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建构的法源概念,应当以获致法理共识为目标,超越概念争议和功用定义,进而以形成性质定义之方式,有效彰显本土法治价值观,并就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给出有力回应。在具体构造上,法源概念应以“良法善治”为价值依归,将“效力”作为法源的类型要素而非概念要素,最终生成“包含权威性规范命题的事实”这一法理内涵。     

话语重构:19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剧的主旋律叙事

历经半个多世纪沉浮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在1990年代以来这个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以非纸质媒介一电视剧的文本形式,再次清晰地呈现于文化视野中,成为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现象.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市场消费话语的"共谋"、"冲突"和"妥协"之中生存和发展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论是在主题意识及其阐释方式,还是其文本形态和发展策略上,都体现着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是"革命"话语在时代语境巨变中的重构与重述.     

《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

《印度之行》里,不同的种族、性别、政治和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的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知识与话语、规训与身体等方面分析文本里所隐含父权殖民社会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展示权力客体对规训进行的反抗以及新话语在抵制抗衡中产生,从而重新解读福斯特作品。     

1927—1949：报刊话语的民主思想启蒙诉求

在1927至1949年,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进步报刊民主话语的政治诉求只能得到有限的表述,但民主的声音从未断过;而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报刊民主话语的政治诉求,则与现实一致,是对现实的指导,也是对现实的总结。国统区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主要在进行救亡思想的传播,救亡成为时代的第一主题,也成为当时报刊话语的第一主题,同时承续着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而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刊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主要是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启蒙,继承五四反对封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教育,也是其重要的特质。     

推进清洁能源利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编者按:2009年,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各种重大问题特别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共有400多人次参与,撰写调研报告40多篇,其中向省委、省政府提交27篇.2010年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在长沙召开2009年度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现将大会发言材料分两期刊登,以飨读者.     

从网络文化看发展民主的条件

近年，虽然网络在一系列事件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我国的网络文化仍然不够健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弥漫其中的话语暴力。一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到了网络上就可能对他人进行毫无顾忌、毫无底线的话语攻击，用语粗鄙、恶毒。挖地三尺的“人肉搜索”、漫天飞舞的汉奸大帽，者酷当事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所能承担的程度。这与民主完全背道而驰，正是无数民主理论家最担心的。     

中国语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争——本土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新政治话语体系发展的趋势前瞻

从时代发展看，认清由革命党思想意识到执政党思维观念的角色嬗变，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其中，新的政治话语体系选择和巩固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路线。     

好书与好世界

2009年，新浪好书榜上，《朱镕基答记者问》曾高居榜首。这是一个速度太快而善忘的时代，几年前的事已经归入往昔。但是，重温这位前总理极具个人风格的言谈．人们依然为之感奋。这本书是政治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一个典范读本：人民热爱诚挚、勇气、严明，人民也需要幽默感，人民期待政治家直指人心，     

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作为沟通政府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纽带或双向传送带，日益勃兴的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组织化的和公共话语化的双重渠道：组织化渠道聚集、凝练整合了分散无序的个体潜在影响力，提高了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公共活语渠道引导、培养了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和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