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

问题意识是人们关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观点,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观,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观问题。树立问题意识是理论需要、历史需要和现实需要。要从唯物史观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理解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实践第一的通俗表达,是坚持顶层设计的内在要求,是深刻的解放思想和深刻的统一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理论程式与实践指向——兼驳美国政客的“文明冲突论”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文明篇章。从文明向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批驳了当前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全球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野蛮行径,指出人类文明面临主体性下降的共同挑战。从世界视野回答了我们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文明叙事逻辑的当代延展,堪称全球化历史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自身定位回答了中国如何做,为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出场在场现场既构成了逻辑完备的理论程式,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领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刑法主观解释的必然性——以语言哲学为径路

中国刑法教义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法的解释应当采取客观解释,其主要的辩护理由是读者反应论和文本的客观含义论。然而,刑法客观解释论提出的辩护理由难以承受理论诘难。通过语言哲学的径路分析可知,刑法解释必须采取主观解释:一方面,法律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立法者意图的语义探知的过程;另一方面,法律解释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解释必须采取沟通模式。     

习近平政德观探微

习近平政德观的生成经历了由具体到系统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继承与发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其主要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传统与时代相融通、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是其理论特征;重视学习、注重自省、严肃党纪党规是其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突出理想信念这个根本问题、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确制度建设这个外在保障是其价值意义。     

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析

恩格斯的文明观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之上,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化的深入认识。社会实践是恩格斯文明观的阐释基础,日常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叙事空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文明发生的历史性及时代表征、文明内容的导向性和道德表征、文明进程的主体性和现实表征、文明表现的层构性及多样化表征。在新时代,认识恩格斯文明观,对于推进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毛泽东与邓小平语言风格之比较——以《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为例

语言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观点所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表现。考察人物的语言风格,不能以其一段讲话、一篇文章为标准,而应该综合他的口头用语和书面语言,从宏观上来把握其特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语言风格,集中通过他们各自的主要著作——《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反映出来。这些著作,都是经过他们亲自审阅改定的,具有最真实的凭证价值,因而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三个问题——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逆风和回头浪,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并全面阐释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在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和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打造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