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处理中的民意与司法——以50个联名信刑事案例为考察样本

民意与司法既是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许霆案"、"药家鑫案"、"韩群凤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案件更是将两者推上了风口浪尖。此情此景引得有关人士纷纷撰文,表达观点。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大都有点美中不足——要么重理论分析轻实证考察,要么重宏大价值轻具体制度。本文以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为切入点,则有望弥补前述不足。这是因为:首先,联名信是具体的民意。它是针对刑事个案的具体民意,可以进行精细论证,防止     

美国的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制度研究

被害人影响性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VIS),是由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庭在量刑阶段向法院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所遭受的身体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损伤。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对定罪过程不产生影响,被害人在其影响性陈述中也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一个被害人影响性陈述于1976年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随后美国所有的州都赋予了被害人提供影响性陈述的权利。     

《人民调解法》解读(九)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履行哪些义务?根据《人民调解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敌情报处长”陈述

陈述当然不是敌情报处长,"敌情报处长"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与爱称,他是影视圈的老前辈,为人处事厚道,品德艺技双馨,故而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著名的反派明星,他在银屏上塑造的各种"坏蛋",活灵活现,尤其是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敌情报处长",坏得入木三分,乃至观众影迷淡忘了他的真名,而称"敌情报处长",以示喜爱之情。我采访过他多次,也与他合作过,印象最深的是摄制组重拍     

小议自动投案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第2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自首,虽然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自首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首必须是自动投案或者视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     

论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

陈述权是行政相对人权利由实体向程序、由普遍向个别转化趋势中一种相对新型的权利，具有人权保障、强化行政程序地位、体现行政正义、和谐行政法关系的价值。然而，这一权利除了体现在我国个别行政法文件中，一直以来没有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重视。目前这项权利的法律规定存在严重误区，从规范化行政法治的角度讲，行政相对人陈述权应作为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应当建构为一个权利体系、应当有规范化的典则作为渊源、应当与行政法相关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     

卧底警察所获犯罪嫌疑人陈述之证据能力探析——以与美国判例的比较、借鉴为视角

卧底警察通过“同囚”与伪装犯罪嫌疑人之朋友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具有证据能力，而通过伪装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员荻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则不具有证据能力；在卧底中通过监听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视不同情况而定。     

五粮液案背后的制度缺陷

五粮液虚假陈述案仅仅是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中的冰山一角。包括独董制度在内的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困扰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亟待改革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口供制度的完善

无罪推定是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将无罪推定确立为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准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彻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及其引申的主要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证明责任、被追诉者的权利和对被追诉者的权利的保障。由于无罪推定假定被追诉者无罪,对控诉的举证责任应由控方承担,被追诉者不承担无罪的举证责任,所以,被追诉者就没有理由配合控方提供自己犯罪的证据,包括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违背了无罪推定关于被追诉者不应当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基本精神,使得被追诉者负有帮助侦控方履行举证和证明的义务。这一规定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证明责任。因此,从无罪推定的这一层面上说"应当如实回答"是不合理的,应当予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