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制度及其完善

为了减少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给中小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新修订的《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设专节进行了规定。虚假陈述是一种侵权行为,但在传统侵权四要件中又有其自身的认定特点,我国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损失补偿的计算采用交易价差额计算法,这一方法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电子证据在刑诉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电子文件的分类在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分类有下列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并没有明确规定电子证据这一种类。随着电子产品在生活中的大量应用．无纸化办公、电子商务等生活中电子通讯、网络活动增加．以及新形势下的计算机、网络犯罪，衍生出大量的电子文件资料，     

宏观语用顺应论下的低调陈述

首先回顾了以会话含义和关联理论为代表的语用学理论对低调陈述成因及推理机制做出的阐释,鉴于它们都无法对低调陈述在言语行为中的动态演变过程作出说明,作者采用Verschueren的顺应论,从认知、社会和心理相结合的宏观语用角度对低调陈述进行剖析,对其作为语用策略在交际中的选择、商讨、顺应过程进行了研究.     

日本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法律适用对我国的启示

从日本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对目前我国在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内的民事责任认定进行重新审视实有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虚假陈述的性质究竟是证券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值得讨论。首先,证券虚假陈述责任应打开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之门,而在适用侵权责任时,必须合理区分虚假陈述和损害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和损害因果关系,防止一刀切。而为保护投资者救济选择权,也应同时在证券法中规定虚假陈述损害的具体推算方法;其次必须明确虚假陈述损害推定的计算期间和揭露主体应为对公司财产和业务上具有法定权限的人;最后,还必须同时在民法和民诉法中配套规定,在审理证券虚假陈述案的过程中,给予法院一定的裁量权。     

以智取胜成功瓦解涉黑团伙

公诉人简介东港市人民检察院有近30年公诉经验的老将江志华，带领80后检察官曲红玲、邵天雯、刘长德、李秀丽一登场，就让人感到眼前一亮。他们的亮点是：庭前精心准备、准确预测；庭审阶段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他们面对29名被告人的集体翻供与狡辩，能及时、灵活地调整出庭策略，做到每证必质、一事一证，以理性的论证、强有力的指控，使多名翻供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重新认罪服法。     

轨交条例修订:让市民“发言”

8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现场气氛热烈。15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听证陈述人围绕修订草案中有关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履行的服务职责、对逃票行为的处理、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的禁止行为等三大焦点议题直陈观点、直抒胸臆。这是本届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首次立法听证会,也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的第12次立法听证会。听证会不仅在东方网、人大公众网上进行了网络图文直播,而且还首次通过广播电台现场直播。     

论哈特法哲学理论的语言学方法与反科学主义意蕴——基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诠释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有着众多交会之处,是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的核心。因此,在考察哈特与维特根斯坦思想脉络关联的基础上,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游戏"说,从"语境原则"和"语言游戏"多样性的两个方面对哈特法哲学理论关于法律陈述方面的论述进行维特根斯坦式解读,对于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并进而准确把握其法律的内、外陈述的意义以及理解其法哲学理论背后的反科学主义的哲学意蕴,在日常生活法律语言运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建议

董事责任保险(全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英文"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由伦敦劳埃德(Lloyd’s of London)保险公司率先在美国推出,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的市场仍然很小,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证券法律的修改,使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面临更大的责任和风险。此后,董事责任保险才在     

忠实记录共和国历史的一本好书——读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而逐步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历史学科。     

美国证券虚假陈述的“协助、教唆”民事责任及其借鉴——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为分析对象

隐藏在公司虚假陈述背后协助、教唆造假的中介机构以及其他市场利益关联人,虽然不是显名的虚假陈述人,但却是虚假材料的共谋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然而,如果一概简单判定任何参与协助造假者与公司或公司内部人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带来行为人不当行为与责任大小极不匹配的严苛和不公平责任问题。在我国将来可能的证券市场民事欺诈诉讼中,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借鉴美国的司法经验,谨慎地扩展共同侵权的责任范围。可能的进路是将被告限定为对虚假信息披露有着最主要影响或控制的中介机构,相关责任人应当按参与和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比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