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刑事规制对比考察

通过将谣言按照有无具体被害人的标准,分为两个类别,进而对兼顾法系、社会性质与地理位置因素的共22个法域下与谣言相关的全部刑事立法在该两个类别的框架下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大致反映出世界范围内谣言的刑事规制现状.同时,将该现状与中国当前谣言刑事规制状况进行对比,进而得以映射出中国谣言刑事立法的完备与否,并可以找到我国在对公法人谣言与亵渎神明诽谤谣言问题上选择的非犯罪化进路之根据.     

网络谣言的发生逻辑和治理策略探析简

社会变迁、国家治理体制变革和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可以构成社会转型期我国网络谣言发生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网络谣言的触发机制,每个层面所包含的若干因素的组合也可能触发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谣言要坚持网络立法与处理社会矛盾并重、行政监管与推进信息公开并重、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并重、网民理性与技术保障并重。     

印度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印度政府自2000年开始规制信息技术产业,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通过对印度的宪法、网络专门立法、机构建设和网络自治等方面进行研究,整理并梳理出其十余年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的经验,以期为思考我国网络谣言治理方式提供有益借鉴。     

美韩两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均带来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美韩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从民事、行政、刑事等方面全面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但是美韩两国在网络谣言治理之初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美国政府因自由言论的宪法屏障而退居二线,以社会自主治理为主;韩国政府则主动出击,建立了网络实名制度。两国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寻求网络谣言治理的平衡点:对谣言既不过度管制,也不过分放任。两国在实践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并予以借鉴。     

网络诚信的危机与治理

网络诚信危机表征于网络谣言的编制、散布及传播,网络欺骗、欺诈,网络推手、水军的恶意炒作与策划。究其成因,由网络交往模式的先天局限、相关法律法规的尚不健全、网络社会道德规范的弱化及失范等原因所导致。为此,应从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网络技术层面着手进行有效治理。     

应对恶性突发事件:透明化、树典型、打谣言

<正>中国官方对恶性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理有了显著进步。令人发指的昆明恐怖暴力事件于3月1日晚9时20分发生,3个小时之后,官方在处理混乱现场、追捕凶徒的同时,颇为及时地发布了截至2日0时,造成27人死亡,109人受伤的消息,之后在凌晨1点、6点,不断更新确切的伤亡人数。     

论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媒体的种类随之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网络谣言也越来越多,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目前我国的网络环境迫切需要对网络谣言进行净化.对网络中存在的谣言进行深入分析,需要将我国法律当前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来,通过增强监管力度、建立刑罚措施等方式进一步补充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将我国有关网络谣言的法律缺失尽快弥补,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提高我国公民对网络谣言的认识程度,了解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使公民具有足够的分析能力,从而鉴别出网络谣言,不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     

公共危机事件中境外媒体网络谣言治理

长期以来,部分境外媒体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新疆棉花等事件中,短时间内炮制尽可能多的网络谣言,利用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点,传播到国内社交媒体和平台,趁乱造成民众认知混乱、价值观扭曲,甚至引发非理性行为,造成持续的社会恶性影响。研究境外媒体炮制的网络谣言特征、方式及应对策略,对有效控制网络谣言危害、提升政府管控能力有重要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及其运演规则——G.W.奥尔波特、L.波斯特曼《谣言心理学》述评

弗洛伊德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归因于潜意识的冲动,而奥尔波特则侧重研究处于意识体验中的健康个人的行动倾向,这也昭示其理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即个体具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它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具有理性、能动性、选择性,不受环境或生理等其它因素的控制。文本试图构建人类群体中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揭示谣言传播的心理实质及其运行规律:一则模糊不清但含有语义要素的信息经过X轴向前运行,该段信息在被个体接收后,在自我意识层面以模糊性和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并形成谣言信息。具体而言,信息模糊性是在个体意识层面感知、记忆和评述过程中产生,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整性原则,人们会对模糊的信息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具有合理性,合乎现实逻辑和自我需求,并使得信息的模糊性变成确定性。信息重要性是指Y轴动力系统中,在个体精神层面动机与需求的力的牵引下,信息被个体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加工;在潜意识本我层面,信息被个体自我按照快乐原则投射到意识之中,使得信息对个体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以上过程,谣言生产的总体原则符合简化、强化和同化的歪曲模式。一方面,歪曲模式发生在自我对本我和超我的平衡点上(小我),内含潜意识向意识呈现、自我向超我及环境超越两大动力结构,推动“模糊性”向“确定性”转变;另一方面,歪曲模式同时发生在精神层(大我),行为动机和情感需求形成“重要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