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问题——阶层突破的评价社会学视角

底层文化资本为底层子弟突破文化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它本身却隐含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道德陷阱：它承认了标准化的高考制度逻辑但并未注意到社会互动中的资本合法性问题；它在打破精英主义秩序的同时又落入了另一种“底层精英主义”；它丢失了社会学的批判本性，为现有的价值分配规则“唱赞歌”。底层文化资本若想真正挑战教育阶层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则需将“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考虑在内，即构成一种能够在互动中获得承认的资本，并在现有的象征秩序中争取一席之地。在底层文化资本研究中引入象征资本的解释机制意味着关注了底层文化资本的关系性和结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化资本研究宜迈向评价社会学的视角，在评价实践的动态过程中进一步考察底层文化资本的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