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派乡土的诗性建构——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废名和沈从文系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人的乡土小说在构建方式上都带有诗性的特质。废名长于诗性智慧的锻造,沈从文则长于诗性生命的礼赞。对两人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的研究,既有助于加深对京派作家群体性艺术追求的理解,也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废名和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个性的研究。     

看荷花的差异

我看过一个资料,德国人从荷花的叶子得到启发,发明出一种涂料,涂在高楼墙面,不沾灰尘,下雨不沾水,让高楼永远清洁。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们以荷花为美,荷花是象征意味最多的植物之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和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更是佛教神圣净洁的象征。中国人这么看荷花,那么德国人呢?他看荷花的叶子,也看到出淤泥     

汉语的空间性与当代文论话语重构

汉语明显地具有空间性特质,汉字的象形往往取材于自然空问的外部媒介,彰显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与亲切,以富有空间感的形象体察与拟像构架实现了汉字对“象”的寻求;而其自由开放的空问语法和“立体言外”的空间架构都在语法和语义层面呈现了“纵聚合”和“意在言外”的空间话语效果。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生发出无穷的意义空间,并且深化在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深处,积淀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和诗性传统。意象形象、妙悟思维和空间美学构成了中国独有的诗性传统。在后发现代性的语境中,以空间性质的自觉妙悟与审美体验介入当下的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研究,更是天然地弥补了文论建设的不足,从而发掘外部泛审美语境与内在生命精神的互动,进而增强文论在新时期的介入性。     

正是五月丁香时——三位劳动者的平凡故事

五月到了,丁香花开了。紫的、白的,一丛丛,一簇簇,在绿色的枝头闪耀着生命的光彩……这不正象征着共和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的理想意蕴吗？劳动者是平凡的,但平凡中托起了共和国的大厦;劳动者又是伟大的,其伟大在于他们对历史的创造和未来的开拓。为此,在普天同唱一首歌,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向读者献上了一束朴实美丽的丁香花……     

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

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产生于“亚细亚的古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未经彻底分化的“早熟”状态 ,其主要特征为 :(一 )在所有的艺术产品中 ,诗歌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 ;(二 )在所有的文化产品中 ,艺术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 ;(三 )“礼乐文化”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言谈举止均具有艺术的特征 ;(四 )“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艺术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 ;(五 )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与艺术的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上述特征的分析 ,旨在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 ,并对当今中国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进行审视和反思。     

公共安全,不能看脸

周末,朋友带上两瓶龙舌兰酒去参加聚会,每瓶酒净含量为700ml。之前听闻,针对携带含酒精的液体乘坐地铁的行为,当地曾出台相关规定,但携酒当天已记不清规定的上限是多少。虽然心里有些"打怵",可出于"碰碰运气"的想法,她还是带酒走进了地铁站。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地铁站工作人员像检查普通液体一样,只是让朋友把酒从包里拿出,看了看外包装,就放行了,连身份证也没有查。见面后听她说完,我想起大约两周前在同一条     

语言“双栖”状态中的诗性寻求

海外华人作家一方面通过母语生活在民族传统中;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居住国的语言获得现实生存.这种语言的“双栖”状态凸显了他们最本质的生存状态.在以文字想象中华的“语言共同体”,海外华人作家不仅摆脱国界、“中心”等界限的束缚认同中华文化,而且以心灵与母语的相通相融来完成原乡意义上的合一,让母语滋养起更多的个体生命.海外华人作家有着对民族语言“积藏感”和“延续感”的不懈寻求,他们以丰富的想象复苏了汉语具象性的活力,把汉字的积藏感表达得独异而丰富,文言传统、方言形态的开掘则使得母语语言彰显出延续感,丰富了汉语写作的生命形态.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10年,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     

诗性逻辑与诗性预构——基于海登·怀特与维柯的比较学视阈

海登·怀特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哲学家,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元史学》推动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又称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或"修辞学转向")。怀特在文章中或访谈中多次提到维柯的历史理论对他的影响。《元史学》中所采用的修辞学的概念和比喻理论实际上都来源于维柯的话语科学,而作为怀特理论的核心部分的"诗性预构"实际与维柯在《新科学》中所阐述的第一原则——"认识即创造"密切相关,这种诗性预构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模式,而在诗性预构基础之上建立的历史叙事并且打破了文学和史学之间的藩篱,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但也为整个历史哲学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