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中国“大洋一号”科考船已于2005年4月2日从青岛启程，开始了远赴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执行环球大洋科考的任务。其主要目的为采样和调查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以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战略资源。该环球航次必将推进我国海洋开发战略，包括发展我国大洋事业。笔者认为，有必要论述该环球航次的活动范围——国际海底区域的制度。在论述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前，应先论述其基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即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权利，投资者和开发者就无法实施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活动；并进而无法实现商业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目的。因此。研究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必要的。     

论网络虚拟物的权利属性与法律保护

目前,我国法律对虚拟物未作出明确的权利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物仅仅表现为一种合法的财产利益。虚拟物符合传统民法上“物”的特性,应当被定性为物权的客体。因此,应该采用物权的保护模式保护虚拟物,并由此决定与之相适应的刑法保护模式。     

试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治是一个价值系统,是现实社会的具体价值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里追求和实现着各种不同的价值.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政治文明的灵魂,价值取向决定了政治文明的历史高度.本文探讨了政治的价值特征、政治的三个基本价值取向原则、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独特的价值取向.     

非精神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处分公证

案例 康某于数日前因脑溢血陷入重度昏迷，家人为其治病花光所有积蓄。病人仍未能从昏迷中苏醒。万般无奈之下．康某的妻子王某决定出售夫妻二人共有之房产为康某筹集医疗费用。在售房过程中，王某被告知．康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必须亲自到场在售房合同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也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他人到场签字售房。在王某陈述情况之后，房管部门认为，在康某无法表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如王某确需售房．则应由康某的所有关系人发表声明对王某的售房行为不持异议并经公证即可。     

老年监护期待监护制度再进一步

前几日一位老人打来电话。在细数子女种种不孝行径后，咨询办理监护人公证、找个监护人帮助自己照料生活、管理财产的事宜。我接到电话后，不禁一愣。在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公证处的业务范围里也没有这种公证事项。我只能告诉老人，她可以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或附条件遗赠的方式来处理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公证处目前没有为神智正常的老年人设立监护人的公证事项。听到我的回答，老人无奈地放下了电话，看来我说的两种方式都不符合老人的想法．     

城市化改造中妇女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价值年年攀升。在代理农村妇女因离异或丧偶引起的财产分割或财产继承纠纷案件中，笔者发现由于农村城市化改造政策和现行的房屋土地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尚有不足．造成相关案件的审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盲区，使农村离异或丧偶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家事代理权辨析

案例一：李某（男）和王某（女）系夫妻，二人共有房屋一处，二人感情不睦．李某未经王某同意．将该房屋卖于第三人赵某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王某知晓后．以李某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诉诸法院．要求判决该项交易无效。     

关于公证拓展与规范的应然性思考

认真解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领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深刻内涵，可以从中提炼出有关公证工作的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全局性、统揽性、普适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积极融入，找准切人点，把握结合点，彰显服务性的功能和作用；二是包容性、涵盖性、关联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积极参与，主动介入，释放主体性价值和效能；三是针对性、直接性、约束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加以落实，展示专属性、职责性的地位和效果。     

自生自发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已经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如果冷观这种研究热就会发现,国内已有研究梳理性、介绍性的偏多,而反思性、批判性的研究却偏少.虽然,对经典理论的梳理和介绍当是必不可少的理论步骤,但之后的批评性研究--即便不说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总起说来,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的贡献在于用一种独特的知识论重新论证了宪政以及自由的必要性;而其限度则在于它过于理想类型化,并且有将秩序置于"人"之上的嫌疑或倾向.     

价值哲学视野中的现代犯罪问题

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差异日益显耀,并导致了范围扩大和意蕴深刻的文化冲突,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价值迷乱,一系列观念性的因素渗透到了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背景中,构成犯罪的隐含动因。这种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发展的现代犯罪及其文化因素,对传统的犯罪学构成了新的挑战,从而提出在文化冲突境域中,重构价值哲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