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无权处分

反对但又囿于物权行为理论解析无权处分 ,一直没有取得成功。本文以物权、债权及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的本质为分析工具 ,论证了因无权处分所引发的各种法律关系的实质 ,回答了不同法律主体在无权处分关系中的法律保护 ,指出了物权法律关系应置于《物权法》中规范调整 ,得出了无权处分合同乃确定的有效合同以及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条款对无权处分合同条款的可替代性。     

刑事犯罪的受害人能否获得精神赔偿

赵某之子在车祸中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驾驶员刘某因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而被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期间，赵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损失。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民事赔偿部分唯有死亡补偿费不予支持，理由是死亡补偿费是精神抚慰金的方式，根据有关规定，不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赔偿范围。该案判决生效后，赵某又另行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即死亡补偿费。对此应如何处理，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论确立《廉政法》责任主体必须突破的几种观念

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破传统观念,特别要在《廉政法》的责任主体确立上有所创新。     

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与控制

行政协助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却显得相对落后。随着行政职权的有限性和专业化与管理事项日益复杂化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已成为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入手,界定了行政协助的涵义、特征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程序和责任两个方面对行政协助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公司社会责任对传统公司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公司制度是一种容许和要求公司管理者倾其所能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制度。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则要求公司管理者在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众利益。表面看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似乎是对原有公司制度的一种违背和颠覆,其实质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为公司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新的合理性基础。我们主张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公司的营利性,而是认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使这种营利性能够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服务。     

家庭财产制研究

家庭财产制是各国民法的应有内容,我国现行法中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了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混乱。笔者认为,家庭财产应为一种特殊性质的共同共有财产,家庭成员均应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主体;家庭财产权的行使不同于普通共同共有,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家长制,由家长统一行使家庭财产权;家庭财产的分配,应在平等分配的原则下,适当考虑家庭成员的贡献大小,并充分发挥家庭养老育幼的社会职能。     

关于腐败问题的若干“组织思考”

腐败现象不仅是一种消极堕落的个人现象,更是一种消极堕落的组织现象。腐败现象的最终结果是造成组织肌体的某种病变。组织既是反腐倡廉的主体,又是反腐倡廉的客体;各级党政组织要以组织自身为主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抓紧抓实。     

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

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应负过错责任,但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学校的过错没有规定由谁承担证明责任。本文在分析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责任倒置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学校应对自己的无过错负证明责任。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     

普通法关系性经济损失中的排除规则

关系性经济损失是普通法中疏忽侵权范畴内纯粹经济损失的一种类型。在处理关系性经济损失归责的问题上，排除规则具有主导的影响力，但现在已受到较大的挑战。本文介绍了排除规则的具体运作政策背景，并以三个经典案例描述出近年来排除规则运用上的变动轨迹，最后以TestbanK案引伸出排除规则在海难油污案件所受到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