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科长现形记

“不用培训,不用考试,只要花费240元即可办理叉车、起重机等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资格证。”一般而言,谁都会认为这是制假证分子贴在大街小巷的“牛皮癣”,哪会料到是真实的事情。     

重庆委托第三方对地方法规“体检”

重庆市去年以来在全国率先探索法规清理新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直辖以来制定的371件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进行全面系统清理,力求消除部门主导立法带来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弊端。     

对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在构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于原告资格规定过于笼统或狭窄,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法律规定及环境行政行为的分析,在目前法律框架内进行扩充解释,从而为环境行政行为相对人和相关人在起诉权上提供更多回旋的余地。     

环境公益诉讼“零受案率”之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零受案率现象,是我国环保法庭运行过程中长期面临的尴尬困境,许多环保法庭在其成立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普遍出现无米下锅的现象。学界与实务部门大多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我国法律对原告资格的限制,并极力主张法律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松绑。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在其立法条文中增设了公益诉讼条款,赋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这一     

《检察风云》2012年度新闻记者证年检公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上海市开展新闻记者证2012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检察风云》对已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本刊已通过2012年度新闻记者证年检的记者名单予以公示:曹春、靳伟华、程新友。     

环境管理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与实践之辨

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利器,它对于改善环境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对于何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其中,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原告资格的分歧尤甚.笔者认为,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厘清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再加之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功能定位,使得对环境管理机关作为适格原告有诸多误解.本文沿此思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辨析,试图解决此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的考题

1998年10月,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面向本处所有工作人员公开选拔一名首席调查主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民主推荐,最后有四十多人进入了笔试环节。     

网络代购风险多事后维权有障碍

“网络代购”,对于网上淘宝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网上购物行为。可是,李小姐最近就为这代购的事而心烦。家住上海的李小姐是一名富家女,同时也是全球顶级品牌爱马仕的忠实拥趸。近日,李小姐在某网店上看到一款心仪已久的爱马仕牌鳄鱼皮包,她便立即与卖家联系表示购买意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最终以32万的价格成交。但是,当收到皮包后,李小姐觉得皮包有点问题,便将皮包拿到二手店寄卖,可是,没想到对方不肯收,并认为皮包的质地真伪难辨。于是,李小姐及时与卖家联系并要求退货。随后,卖家与李小姐约好去某商店爱马仕专柜进行鉴定。然而,该爱马仕专柜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提供鉴定服务,如果该皮包是正品可以进行正常售后保养服务。李小姐遂将该皮包交与专柜做产品保养。次日,该专柜工作人员说,该皮包是全新品,不需要做任何保养服务。这也就说明,买卖双方无法通过爱马仕品牌的官方渠道鉴定皮包的真伪。无奈之下,李小姐只能寻求法律帮助,希望通过诉讼为自己讨回公道。在法庭上,卖家表示,他们网店在代购市场小有名气而且也很有信誉,平时很多忠实的顾客光顾网店,均对代购到的商品没有异议。当法官问道：“既然爱马仕品牌专柜不提供验货服务,那卖家是否有发票或其他相关凭证来证明这只皮包是从正规渠道购得的”时,卖家解释道：这只爱马仕牌鳄鱼皮包属于顶级限量版,在市场上很难购得。我们网店也是通过多次转手后才购得这只皮包,本着对一手皮包拥有者信息保密的原则,我们无法提供皮包拥有者的信息,因此也就没有相关发票或者购物凭证。     

我国公益诉讼个人原告资格分析及制度设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益事故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越发重视,社会对公益诉讼的需求也正不断增加。然而我国在有关公益诉讼的立法上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踏出了公益诉讼入法的破冰一步,但仍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同时还存在一重大缺陷,即将个人排除于公益诉讼主体之外。本文将就中国公益诉讼的主体类型进行讨论,并着重分析赋予个人主体诉讼资格的重要性。     

关于智能手机自带软件卸载问题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立法研究

智能手机内置应用无法卸载的现象由来已久,就连三星、HTC、摩托罗拉等众多知名品牌也采取此种做法。而消费者则只能接受,没有选择权,甚至连卸载不用的程序的权力都没有。消费者购买手机时对于手机内置的其他应用程序的服务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即厂家即便做了内置,消费者亦有权选择不接受该服务,将该内置应用程序进行卸载,如果不能卸载或厂家无法对不能卸载的原因给予合理解释,则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权利。而我国还没有任何关于此方面的专门法律或法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手机软件卸载问题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进行立法研究。通过对购买手机的消费者与手机生产商及运营商这两个法律关系中对立主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我国目前购买手机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状,并通过分析国外关于此方面的立法现状,类比我国已经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知识产权法》,为我国未来的手机软件卸载问题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提出切合实际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