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截至2011年．我国已经与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贸易总额南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6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居至现在的第2位。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趋向缓和，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     

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议题"使得中日关系紧张气氛持续升级。不同于2005年前后的"政冷经热",现阶段中日关系已对贸易关系产生了显著冲击。对此,我们基于内生结构断点的方法,以2008年第二季度、2010年第三季度为分界点,将2002—2012年中日政治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经历了三种状态: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第一阶段,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弱,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容易抵消政治的负面影响,因此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在第三阶段,政治关系恶化对贸易的影响显著强化,同时经济指标走弱,由此出现了"政冷经冷"。结果还显示: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313亿—318亿美元,日本损失为368亿—379亿美元,高出中国近20%。     

WTO框架下欧美保障措施制度的比较研究

《WTO协议》也是国际条约之一。但是,关于国际条约如何适用在各国国内法的问题上,还没有达到统一的使用模范。因此,各个国家对于其自身的法律适用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本论文了各国贸易保障措施制度的立法现状,内容以及运用上的特点。由于本论文所提及到的国家都是WTO成员国,它们在法理结构上与WTO贸易保障措施大致相同。然而,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情况不一,使在实施措施和法律规定,又逐渐演变出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法律规定。因此,在本论文将讨论各国贸易保障措施的应对方法和在WTO体制中的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令 第26号

根据《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现予公布，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环发[1999]278号）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加强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的规定》（环发[2000]85号）同时废止。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原因及影响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就存在着严重的人口危机问题,1992年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之后的近20年人口数量总体呈下降态势.俄罗斯人口危机的长期存在,既有反法西斯战争造成的重大人口损失,以及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等历史原因,也有俄民众生存压力增大等现实因素.人口危机使俄罗斯的国防安全面临威胁,同时也掣肘了俄经济发展和国家振兴战略. 一、俄罗斯的人口现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进而步人了严重的人口危机.据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1年俄国内人口总数为1.483亿,1991年和1992年升至历史最高值,达到1.485亿.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发展的实证研究

自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证研究表明：中越两国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双边贸易合作的快速发展。在WTO体制下，基于两国的独特地缘优势和互补性经济结构特征，未来双边贸易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中日贸易的新发展、新变化及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日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崛起而日本经济低迷,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明显下降。中日贸易发展对中日两国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尽快解决。     

谈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华为、中兴收购受阻谈起

传统“国家安全”内涵延伸到经济领域导致贸易保护盛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尤以中兴、华为进入美国遭到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内容的新贸易保护阻挠为最.本文透视美国安全审查制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歧视待遇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对外资的管制和促进海外投资的保护提供借鉴.     

外部经济失衡的演变及对当代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的评述

以外部经济失衡及其调节的理论和历史演变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多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意味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表明旧的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终结和新调节模式的产生。以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为导向，当代全球化是“贸易调节的全球化”和“金融调节的全球化”的综合体，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与暂时平息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是金融调节失效的必然显现，意味着全球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必然回到经常项目调节的基础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