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迁及效应

(一 )信贷市场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信贷机构结构的不平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平衡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M2 之比 ,1998— 2 0 0 1年分别为 82 8%、78 18%、73 82 %、70 9% ,可见 ,贷款是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信贷市场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但在信贷市场上 ,我国传导货币政策机构的结构极其不均衡。一是三大政策性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于垄断地位 ,国有银行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之比在 70 %以上 ,国有银行贷款占M2 之比达 5 0 %以上。如果加上国有控股银行和其他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 ,国家控制的信贷资源应该…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现状 ,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新时代辽宁国资国企改革与资源配置优化

国资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和胜利完成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背景下,回顾与总结国资国企改革的现代进程,分析辽宁国资国企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可以更好地把握辽宁国资国企下一步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并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资国企管理基本框架。要抓住国家提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完善国有管理体制的有利时机,深化辽宁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国资配置优化的战略调整,助力辽宁实现全面振兴。     

邱建生和红石梁

风行浙江市场的红石梁啤酒,是浙江中高档啤酒著名品牌。2004年以创记录的价格牵手世界500强企业英博集团,成为当年浙江省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其一举一动俱令业界瞩目;从一家边远山区小酒厂发展而来的红石梁集团,资产总额超过10亿元,年缴税收近2亿元。红石梁为什么会成功?熟悉红石梁的人都知道,因为它有一个优秀的领头人邱建生。邱建生,浙江红石梁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省劳动模范、连续三届浙江省人大代表。是他,二十几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工作,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一位跟邱建生打了多年交道的企业人士这样评价“:邱总是个有远见,又低…     

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研究

企业价值评估关注的是企业未来的收益能力,在企业价值评估中,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收益法应用是我国企业价值评估的趋势。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以现金流作为企业收益的企业价值评估主流方法,基本估价模型有DCF模型、EVA模型和RIM模型。本文主要介绍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并以A公司为例,通过对其进行价值评估,分析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析解决对策,使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更好地应用。     

中国人寿:新发展格局中争做排头兵

中国人寿近日公布一系列亮眼成绩。2020年,集团合并营收近1万亿元,合并保费收入超7500亿元,保险、投资板块合并资产突破5万亿元,银行板块资产超3万亿元,合并管理第三方资产1.8万亿元,持续保持历史高位。在最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位列第45位。近年来中国人寿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央企责任担当。     

外逃腐败资产追回的程序选择——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外逃腐败案件的国际性决定了对此类案件的直接追诉非常困难,我国应当合理利用国际公约,掌握追诉的主动权。基于腐败案件的特殊性,对外逃贪官资产的追回应当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学者们建议通过缺席审判制度、独立民事诉讼等方案来追回外逃腐败资产,但从法经济学和诉讼法学理论的角度,改造我国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当是最好的选择。     

转型时期高校无形资产的流失及其保护

引言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相互间的根本性矛盾和冲突以及因体制问题造成的漏洞在所难免,而相应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许多经济活动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情况复杂。作为独立主体的微观经济     

多级市场体系下形成数据要素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政策闭环的总体设想

按数据要素分配是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新鲜事物。当前,国家层面也已逐步形成“一项顶层规划”+“一套基础制度”+“多点政策配套”共同发力的政策体系,为数据要素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指明方向。借鉴土地等要素市场经验,构建对应于数据要素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零级、一级和二级联动市场,明确数据“三权分置”和三级市场体系的映射关系,提出三级市场联动的数据价格创新机制,实现从“数据资源入表”走向“数据资产入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最终实现资源化、资产化和资本化闭环。     

两岸罪赃移交司法互助中的困境与对策

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两岸在司法互助领域呈现友好态势,中国区际司法互助的“一国三区四法域”政治,法律特殊的背景下,“罪赃移交”司法协助的矛盾日益显现,两岸的不同规定给罪赃移交设置了法律适用和现实操作的障碍,可移交罪赃的不确定性,罪赃移交是否可以适用国际罪赃返还的原则仍处于争议之中,程序的复杂性导致实际协作存在困难。对于两岸罪赃移交存在的困难,可以通过明确可移交罪赃的范围,国际罪赃返还的分享原则可适用性,以及对程序性操作进行细化,加强两岸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