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证明观的转向与回归——以诉讼合意为视角

诉讼证明观作为贯穿于刑事诉讼证明全过程的核心概念,其既可对诸如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引作用,又可在刑事程序设计及制度操作细化等方面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真实论,其在强调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与时空的相对有限性之外,同样关注裁判者在证明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认识论之外辅之以价值论的论证理路。由此,诉讼合意中所凸显出的诉讼平和性、一致性等特征便与客观真实论或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并使后者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一跃成为指导诉讼合意理论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要素之一。     

特殊遗体火化前手续办理及相关问题研究

特殊遗体火化手续办理、接待咨询以及骨灰和遗物处理问题上特别注意。童尸、死婴、死胎以及引产物火化前要注意确认身份、确认费用承担者等。对死亡原因特殊的要注意按规定办好手续,确认责任人后火化;对非正常死亡以及特殊事故死亡或身份不明的,要做好记录;体内有异物的要注意是否取出。     

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探微

对证明标准不应当仅仅限于整体性的研究,而应从刑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注重对不同层次的刑事证明标准的细化研究与探讨,侧重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的层次性证明标准。     

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及赡养问题探讨

<正>现实当中,夫妻离婚时有关房产与赡养等的相关纠纷与日俱增。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例,子女离婚时对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有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需审慎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证据材料进行审判。此类案件,需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述,并结合呈现的证据及证明责任以及相关理论予以判断。此外,如有被赡养人需要赡养,夫妻离婚时应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及依社会通常观念妥善处理,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赡养人的配偶是否亦对被赡养人承担义务。综合几个实务案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笔者做些探讨。     

重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有必要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理论议题,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而我国传统的客观标准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作一探讨,同时对我国的原有标准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新观点.     

运输毒品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制

在毒品政策日趋严厉的背景下,刑法设置运输毒品罪具有适度扩张犯罪圈的积极作用,但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司法适用问题在理论与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在毒品流通环节,运输是附着于走私、贩卖、制造的附属行为.由于运输行为外观上的附随性,对该行为的文义解释和添附促进毒品流通目的的限缩解释皆无法作为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区隔...     

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思考

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发现、采集、固定证据的诉讼活动,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性质还存在一些误解,这也是造成非法取证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     

重婚妻子争夺百万遗产

一个拿着结婚证明，一个持有结婚证书。持有结婚汪书的女人在法庭上说．她和水根发是合法夫妻，丈夫的遗产她完全可以继承。拿着结婚证明的女人说，合法夫妻只有一对，水根发到死，都没有和她离婚，不可能还有妻子。她认为那份结婚证书肯定有问题，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