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工作的三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六日)

<正>在我离开北京之前,中共中央还来不及研究越南劳动党提出的三年经济计划草案,但根据方毅[2]同志的电报,我同王稼祥[3]同志等几个人商量过,可提些意见,以供参考。一、关于越南的工业化道路我来后,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越南商品时,得到很深的印象,就是越南劳动党接收了一个殖民地性质的经济遗产。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原没有重工业,但还有些轻工业。越南曾经是殖民地,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因为那时法国人宁可输入法国货来榨取高额的利润,也     

建设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美国共产党三十大述评

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构想。大会分析了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如何将人民运动引导成为革命的序幕,如何创造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如何组织劳工运动。在此基础上,三十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     

十月革命与全球化进程

当时光走过一百年,十月革命之于世界历史的深刻意义也愈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全球范围看,十月革命推动了殖民体系的崩溃进而为全球化拓展了新空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的出现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方案。     

走出“剥削正义”的迷雾——基于“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若干思考

"塔克—伍德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有理并且正义,极力塑造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幻相,给人们留下了模棱两可的乱象和自相矛盾的错觉,使正义的马克思被遮蔽在赞成剥削正义的迷雾中,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正义争论。实际上,马克思以正义之剑剖开资本剥削隐藏的秘密,以革命的激情谴责和抗议资本主义并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既是正义的批判者,也是正义的建构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交易正义、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解剖和归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资产阶级的正义言说抛在历史的深渊予以掩埋,彰显了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整体解构与立体建构的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还原正义的原相,奠定正义的根基,以期通达正义的王国。     

论发达国家共产党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认识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的界定,阶级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而且阶级意识乃阶级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阶级分析依然是当今发达国家工人党共产党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定位自身与工人阶级关系以及制定相关策略的理论工具。当前发达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认为,阶级没有消亡,但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衰弱,内部分裂,除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扩张等外部因素外,工人党共产党自身也难辞其咎。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自"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科技革命是直接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是内在依据,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强大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是部分质变和新质的产生,而不是根本性质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和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随着内部部分质变和新质的产生,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加。     

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吸引力剧增

国际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再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代表着对资本主义必要而可能的代替"的人越来越多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人们越来越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美好,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思     

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在法律空间层面,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域限制,法律系统不再受限于领土分化,进而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各大系统的内在冲突,也推动“社会性宪法”的诞生.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在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中,法律系统将承担比过去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