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作逻辑

专项治理转向“常规化”的制度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专项治理在治理效果内卷化和治理目标改变的劣态倒逼下转向常规化治理形式。既有的理论研究依续这一思路构拟出数种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行路径,但多囿于自上而下单向度“常规化”治理形式探究,并且这种“常规化”模式已出现明显“负效应”。基于对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发现专项治理“常规化”的单向治理形式并不是基层治理的最优选择,而需在现有基础上发掘和能动地运用基层社会内在的社会资本因素,使基层社会的内在力量与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设施相结合,以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论合作社资本报酬上限的立法设置

迄今为止,中外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的通行模式,是给资本报酬设置一个“数值”上限,但该模式的突出弊端是不利于合作社融资。从应然角度看,由于合作社资本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合作社生产要素,合作社资本报酬在性质上属于合作社使用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因此,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突破“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这就为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资本报酬上限提供了内在根据。进一步看,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上限同样可以贯彻“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方便合作社支付市场化报酬以吸引投资,且一个合作社支付的资本报酬是否高于“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也存在有评判的客观标准。基于此,我国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应当以“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上限模式取代“数值”上限模式,即限制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数额超出合作社使用资本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     

公共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是当前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域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盛行、人的主体性膨胀、社会理性分裂等西方现代性问题予以前瞻性揭示与批判,并指出解决方案只能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扬弃了西方现代性内在的资本逻辑,以引导“公共人”成长来发扬人民主体性,其内含的公共理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着本质差异,这为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以及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     

社会资本能改善环境质量吗：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微观数理模型,并使用2008—2015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于环境具有治理和污染两个相反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社会资本水平上随着两种效应相对大小的变化,使得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特征,当社会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基于社会资本的两个效应,在中国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治理环境污染应尽量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而对于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当以传统的政府和市场调控作为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     

空间资本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批判

从现代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到当今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经历了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深刻转变。空间资本化意味着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网络空间的控制力量,通过实质吸纳人的生命过程而获得全面改造和掌控社会空间的能力,空间生产由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吸附性。从本质上说,空间资本化是由数字劳动推动的,数字劳动通过整合资本扩张的空间要求与人的发展的空间需求,消解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加速空间生产的潜能向现实转化等环节来推动空间资本化的实现。空间资本化蕴含着一种超越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范式,即数字资本通过微观场景设计,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时间,营造媒介化的意义空间来完成对人的深层精神规训。     

ChatGPT冲击波：类人恐惧与异化危机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迅速崛起并广泛参与应用,其不仅遵循“智能逻辑”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重塑着人本身。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人工智能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异己的力量,把作为主体的人本身、人的交往活动、人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等逐渐推向异化的“深渊”。扬弃人工智能造成的新异化,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智能科技发展理念,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遵循技术向善的价值原则,规范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应用;推动个人转变传统观念,利用智能科技在全民终身学习、自我深度学习中持续提升和完善自我,从而令人工智能彻底摆脱资本的桎梏,成为不断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技术条件。     

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资本逻辑和人口转变的叠加催生了相对资本过剩的老年人口,引发了老龄社会的老龄歧视和低生产力焦虑。作为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的社会诉求,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的出场,实际上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资本力量扩张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斗争的结果。因而可以说,生产性老龄化既是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自我确证的重要场域,也是消解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战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表达中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福利国家重组的重要工具,其不仅会扭曲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还会不断复制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对中国来说,应将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既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路中将生产性老龄化的范畴、结构、文化和制度之中国特征转变为中国优势。     

数字企业上市：困境与机遇

站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高度,数字企业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支点。国内外复杂形势下,我国数字企业海内外上市面临多重困境。当前,我国正在优化数字经济治理措施,提振中国资本市场信心,积极主动与美国监管沟通协调、推进审计监管合作,加快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变革,为数字企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数字企业需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长期主义,适时调整上市计划,理性选择上市的路径和场所。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垄断资本积累、空间权力扩张双重视角

界定帝国主义阶段性特征存在资本积累逻辑和空间扩张逻辑两条主线,前者以垄断资本形式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后者则以资本权力在空间中的流动为中心。作为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积累逐渐由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积累向数字资本积累转变,所关注的空间权力范围从地理学意义上的现实物理空间向虚拟数字空间扩张。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了新的掠夺方式、垄断特征和虚实空间结合的权力统治,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垄断霸权实现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和数字空间权力的占有,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本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有效破解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应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