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疾病婚的法律控制

对疾病婚的控制，不能仅仅通过将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含有某种疾病因素的婚姻确定为无效而予以事后的惩罚和救济，而且应该在婚姻成立前，建立起与婚姻法规定的禁止一定疾病患者结婚相适应的完善的预防措施。我国婚姻法应该明确规定某些严重的疾病患者禁止结婚。同时，我国的婚姻行政立法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婚前健康检查制度。     

粗暴的“爱”使妻子走上不归路

有一位心理专家说过：“爱，而不会爱，比根本不爱更悲哀!”     

婚内性自主权的法律保护探寻

婚内性自主权的法律保护发源于法学理论对人格权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国际人权条约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所进行的细致解释。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着以家庭为参照系的二元对立的领域,在"家庭自治"和"隐私权"的屏障下,婚内侵害性自主权行为长期游离于法律的视野之外,甚至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认可。加之,在人们的观念中,"性"一直被认为是最私密和不可言说的领域,这也间接造成了法律对这一特殊侵权形式的再度放任自流。本文在将婚内性自主权侵害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之上,探寻如何在跨部门法的视域下,找到婚内性自主权法律保护的契合交点。     

从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谈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项特殊权利类型,具有其不同于隐私权的特殊性,而现有法律规定对此项权利并未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为此,本文在分析现有法律规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婚姻法保护为主,民法和刑法保护相结合,司法上在一定情形下让个人隐私权让步于配偶知情权的建议。     

消解与证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性思考

学界对"婚内强奸"能否犯罪化分歧甚大,至今仍无定论。各种意见围绕"婚内强奸"犯罪化是否存在观念障碍和技术障碍展开。具体而言,夫妻家庭地位的道德评价构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观念障碍,实际操作所内含的风险以及"婚内强奸"有罪判决的社会效果构成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技术障碍。事实上,对夫妻家庭平等地位的强调能够消解其中的观念障碍,否认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与犯罪化证成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论据之间的矛盾性,亦能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在"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上,将"婚内强奸"涵摄于"强奸罪"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     

婚内强奸的“罪”与“罚”简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婚内强奸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妻子的性自主决定权，在本质上已构成犯罪，并且也应然入罪当受法律规制，但并非所有的婚内强奸都构成犯罪，只有特定的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婚内强奸如果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就应以强奸罪定罪，并轻于一般强奸罪量刑。婚内强奸程序上应设计为自诉罪，并严格其证据规则。     

俄罗斯能源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与中俄合作

俄罗斯不仅开发利用丰富的国内能源资源,而且十分重视开拓海外资源,积极推动和鼓励俄罗斯能源企业"走出去"。近年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回稳、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俄罗斯能源企业加紧开拓海外资源市场,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外向型能源发展战略日臻成熟。在国家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了以大型能源企业组成的俄罗斯能源海外扩展的骨干力量。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能源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能源企业对海外经营进行了调整。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的整合调整以及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为俄罗斯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机遇。俄罗斯的能源外向型发展战略中的国家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能源企业的海外扩展将增加新的内容。未来,中俄的能源合作不仅局限于两国之间,而且将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领域。只有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发展。     

中国律师“走出去”现状和对策

一、中国律师“走不出去”的现状 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将在世界各地积累一万亿美元至两万亿美元资产。据汇丰银行报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如果有优秀的中国律师帮助走出去的企业筹划防范风险方案，相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损失会大大降低。外交部前副部长周文重曾指出，中国公司赴外投资、贸易，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问题。     

瑞金市民政局三项措施提升民政队伍素质

为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提升民政队伍的整体素质，江西省瑞金市民政局采取“走出去，摆出来，沉下去”三项措施，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取得实效。一是敢于“走出去”以诚意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全市“三送”工作安排，以班子成员为组长，带领工作组成员深入到所挂村（居），面对面与群众接触，以交谈、发放联心卡、征求意见表、满意度调查问卷等方式.     

中东乱象的警示

一个时期以来的动荡与战乱给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经营与资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据商务部公布，仅在利比亚就有中国企业承包的大型项目50个受牵连，涉及的合同总金额达188亿美元．巨大的损失敲响了警钟。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需要高度关注完全不同于国内环境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