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正>鄂国资产权[2008]218号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和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的贡献——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青海湟中县为例

将民族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衔接和融合,既是少数民族地方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民族环境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具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环境习惯法可以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来源,并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同时能够弥补环境立法的空缺。     

中韩领土争议的历史真相

朝鲜在唐、明两朝两次主动进攻,成功北扩,造成了南北朝鲜近千年不死的扩张野心。因此,向北领土扩张的历史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才是今天南北双方都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的真正源头。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世界银行反腐败标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金砖银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启示,认为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政策经历了一个重要变迁,而后者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世界银行主要捐款国对本国反腐败议题的重视。自世行成立以来,治理和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其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在沃尔芬森和沃尔福威茨两任行长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日益关注借款国的国内治理和反腐败状况,并将之作为其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这与美欧日等主要股东国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国内的反腐败议题以及世界银行自身以股东国导向为准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更多地强调借款国主导和采用国别体系,充分体现借款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因而应该采用一套更为灵活多样、更符合借款国实际的治理与反腐败标准。     

正确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造性构想,如能付诸实现,将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最为坚实的保障,也将对未来国际关系走向提供不同于既往的典范。同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从中美两国的发展目标、发展环境和自身国力出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作出正确的解读。     

中澳关系中的美国、日本因素

<正>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目前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高成长、全面发展之良好态势。2014年中澳双方高层在多边、双边场合互动不断,两国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三次会面和互访,为两国四十多年交往历史所仅见。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取得了中外瞩目的丰硕成果,为中澳关系发展开启新纪元。除此之外,双边还有许多其他高层交往。这些密集互动让中澳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家国情怀与抗疫伟力

2020年伊始,一场空前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肆虐武汉,蔓延全国,国家和人民骤然面临巨大的威胁。疫情就是命令,抗疫亟待伟力,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国家凝聚力,导源于各族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纵览中国古往今来的家国情怀及其释放的伟力,有助于认知当下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果,预判抗疫之战的前途。     

《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经贸外交成果,《美墨加协定》被称为是美国21世纪贸易协定的新范本。《美墨加协定》延续了美国对贸易对象国进行区别对待的传统,对非市场经济国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开始在区域层面推广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毒丸"条款,这严重损害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墨加协定》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规则违反了条约不对第三国施加义务、区域贸易协定应更自由化以及善意原则、禁反言等国际法规范。基于此,应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并解决《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不当约束。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回应所谓"非市场经济国"的指责,另一方面以维持和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的方法推进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并以法治的理念深化中国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化。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