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人抗辩权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之外,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思考了他物抵押中抵押人抗辩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了抗辩权行使的条件及后果,着重阐述了抗辩权行使的实质条件即抗辩事由,试图阐明抵押人抗辩权是维护抵押人合法权益以及实现法律分配正义作用的重要权利设计,并建议未来的立法考虑之。     

能源企业国际化的管理哲学刍议

新世纪以来,＂走出去＂战略既是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国家能源战略以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国际化企业来说,首先直面的是跨文化管理的各种挑战,这是其最棘手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国际化能源企业运作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拥有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领导观,这是决定企业发展具有可持续动力的根本问题。     

"镜像"中的"他者"——拉康的主体理论映照下的康拉德作品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意识.从自然环境上来看,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大多背井离乡,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域之中,从社会环境上来看,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与社会相脱节,内心世界不为人所知.用拉康的主体理论,从语言、自然、社会等方面对康拉德小说中的孤独意识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其小说意蕴的理解.     

语言实施的性别围困——权力话语下的"第三性"

"第三性"是当今社会对女博士的代称。它是对追求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学历女性的一种排斥和异化现象在语言上的反映。女人往往被称作"第二性"或"他者,"女博士从女人这个群体中被排挤了出来,成为"他者中的他者"。这个二度他者化的过程体现了社会心理和文化通过大众话语来掌控社会的事实。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的关系理论表明话语(语言)是众多的大众维护、重组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话语的流通又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第三性"一词的出现和流传是男性强权统治受到挑战时的话语应对机制运作的结果。此外,语言本体论的观点表明语言不但反映世界,而且语言就是社会现实。所以,"第三性"这一语言形式直指女博士困窘的现状,它表明我们有赖于语言维护、打破、重建社会秩序,人类和语言共存。     

生精降雌方治疗少精子症伴雌二醇增高49例

目的:观察生精降雌方治疗少精子症伴有血清雌二醇(estradiol, E2)增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44例少精子症伴E2增高患者随机分为3组:生精种子汤组48例,使用生精种子汤辨证治疗;生精降雌方组49例,使用生精降雌方辨证治疗;他莫昔芬组47例,口服他莫昔芬,每日20 mg.疗程均为3个月,治疗结束后复查E2和精子密度.结果:生精降雌方和他莫昔芬均有降低血清E2的作用(P＜0.05),而生精种子汤无此作用;3组精子密度均显著增加(P＜0.05),生精降雌方和他莫昔芬升高精子密度的作用均优于生精种子汤. 结论:生精降雌方对少精子症伴E2增高有较好疗效,本病血清E2的降低可能与温化痰饮相关.     

伟人俗相

跟朋友闲聊伟人和俗人，忆到了3个片段。 1、与郭沫若等人创办《创造社》那时的成仿吾，狂放，尖刻。他说鲁迅，“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他评《呐喊》，只推崇“不周山”一文，其余都不在眼中。     

他者的位置——兼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本文化与异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他者”的地位在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位置。本文结合《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历史上不同时期“他者”地位的变化进行梳理，借此帮助我们理清19世纪以来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大致脉络，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人类学的实验时代。     

身体：由缄默的“他者”变为自在的“歌者”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身体一直受到男权中心文化的歪曲和盗用.当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身体对她们而言仍是个难以把握的"雷区".只有在女性的躯体被看成与女性的主体具有统一性时,"身体写作"才终于浮出了水面,女作家才得以以主体的眼光充满自豪地对身体进行审美的阐释.     

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性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理论走向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应该在主体同性的研究视域之内.主体间性问题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内逐步消减"我思"的优越性,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关系样态.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自我走向他者的过程: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论主要是反思主体的"唯我论"倾向;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论关注的是主体之间话语沟通的伦理价值取向;而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理论则明确了他者的绝对差异性,指出伦理关系是主体间的奠基性关系,阐释了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立场.     

自我与他者的悖论——汤亭亭笔下的母亲形象研究

第一批移民的美籍华裔母亲形象不断出现在陆续兴起的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经历子女眼里不可同化的“他者”到子女“自我”定位的引导者的形象转变。从形象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一转变反映了美籍华裔作家找寻自我的心理历程和意识形态,从回避自己的华人属性到正视自己的“他者”身份,并理性的重构双重主体的“自我”,用这一身份从边缘走向中心获取美国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