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代表应重民意轻结果

县级人大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近年罢免案例不少，但成功者不多。这起罢免案，源于人大代表获刑，选民们为此质疑，犯罪分子怎能当代表？由此启动罢免程序，最终以多数赞同罢免了该代表的职务。对此，笔者认为，代表获刑并不是罢免代表的充分条件，因为罪有大小之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些轻微犯罪且没有剥夺政冶权利的人大代表并不影响其履行职务，只要选民认可，即便是暂停执行代表职务也可恢复。     

完善我国非现金出资法律制度之思路

非现金出资亦称现物出资，它产生于自由经济体制时期，由于能够调动投资积极性、节省公司设立成本，顺应高效高利的市场需求，成为筹集公司资本的重要途径。我国主要通过《公司法》等法律对非现金出资瑕疵进行规制，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其在现实运作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例，于明确出资主体，明晰出资客体，健全出资程序，加强出资监管，分配瑕疵责任等方面着手，建立较完整的非现金出资瑕疵法律规制体系。     

论我国股东大会决议瑕疵事后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股东大会决议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意思表示。但由于种种原因,股东大会决议往往存在瑕疵,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救济,是维护公司利益,保护股东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     

经典中的瑕疵——读徐冬根《国际私法》有感

拜读了徐东根老师的《国际私法》深受触动,徐东根老师从自身对国际私法的理解出发,引用案例和英文法律条例作证,通过十分清晰的思路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提炼,不愧为一部佳作,对探求国际私法的青年学子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其存在的不足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以诉讼时效法律规范的性质为主线

婚姻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不仅应当解决,而且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婚姻关系确认之诉予以解决,而《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条对之规定虽有进步,但仍显不足。因此该条文应该进行如下修改补充:婚姻瑕疵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婚姻瑕疵纠纷比行政诉讼更具有优越性。在立法机关尚未完成法律并轨之前,可以先实行事实并轨。     

部分共同共有人可基于意思表示瑕疵撤销共同赠与 张杰诉张微微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情】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微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会香张杰与张会香于1988年11月登记结婚,次年4月张会香生育张微微。1998年2月,张杰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     

浅述瑕疵担保责任

暇疵担保责任是指法律规定委托人对物品所有权合法性及质量等承担的保证责任。经济合同中出卖人依合同负有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和使买受人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此外,还负有两项瑕疵担保责任,即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对《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范分析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构成了《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作出确认判决的规范依据。对该条法规之规范解释,应将"对原告权利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判断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进而作出确认判决的核心依据,并且"行政程序轻微违法"是作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表现形式。同时将这里的"原告权利"作程序权利的理解,这也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之认识提供有益注解。     

“知假买假”的效果证成与文本分析

在解释论的基础之上,借鉴域外的经验性做法,应将买受人不知瑕疵存在显著降低基本效用、瑕疵存在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双方当事人存在品质约定作为正当化“知假买假”者权利的依据。三者具备其一即可呈现正效果,而欲否定该效果,则需三者同时缺位。无论对消费者的内涵作广义理解抑或狭义把握,仅存在解释路径的差异,不影响“知假买假”者主张损害赔偿。对于出卖人的明知,应根据表面证据规则,作有利于买受人的推定。相反,对瑕疵的证明,应由买受人承担举证责任。从对现行法的目的解释出发,惩罚性赔偿不应以瑕疵结果损害的出现为要件。从应然的角度,应褪去“知假买假”者作为“公共卫士”的光环,使其淡出打假的舞台,强化公权力的作用,方能正本清源,保障产品质量的安全。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联,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坚持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