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与贵州辛亥革命

会党在反清斗争和贵州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受政治派别有意操弄,致使会党逐渐失去控制,严重畸形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

晚清时,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诞生了,而贵州新军则兴起于1901年,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直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这是贵州建立新军的标志.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对新军进一步“酌量征募,归并训练”,人员迅速增至1 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新军这一定制一直延用至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士兵持洋枪,做洋操,异常抢眼.     

仁学会：贵州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

1898年,在偏远的贞丰州,吴嘉瑞建立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仁学会。仁学会宣传维新志士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开启了贵州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与革命之先河,对贵州辛亥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辛亥革命促贵州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之后,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贵州得到实施,贵州进入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偿还巨额赔款,加强了对贵州各族人民的搜刮剥削;加之贵州土地贫瘠,烟毒蔓延,天灾人祸,不一而足。至辛亥革命前夕,贵州民生十分悲惨。周素园在《贵州民党痛史》中有载：＂上游一带,会匪充斥,剽夺出没,百十为群;下游一带,种族繁杂,苗夷之民,侧目而视。＂清政府在贵州的腐朽统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低烈度的革命

近代史研究者都无法忽略一个问题：既然清朝亡于革命,为什么1909至1911年却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低潮？辛亥革命前十年,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斗争,近乎为星星之火,偶尔爆发,鲜有大规模者,更鲜有成功者。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藏在租界或者漂泊海外,革命的推进,常常停留在计划与筹款这一步。     

苏兆征与国际职工运动

1885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一个贫困家庭里,18岁离开家乡,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做工,从此当上了海员。他在长年的海员生涯中,饱受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心中埋下了反抗侵略压迫的种子。他曾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活动,成为辛亥革命的活动分子。     

九访中共广东党的创建见证人——访刘石心(一)

刘石心的回忆（一）（一九八一年七八月）口述：刘石心访问者：沙东迅我原籍是广东省中山县人,1895年出生,是刘师复之胞弟。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后广州光复,由陈炯明做都督,陈让继续办陆军军官速成学堂第三期,重新招中学生,训练北伐军的下级军官。我当时对于革命思想积极追求,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说服家庭上广州投考,结果考     

农村、农民问题与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研究

辛亥革命犹如风驰电掣般地胜利了,又昙花一现似的失败了。农村和农民问题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农民问题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一。多数革命党人,看不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也就不能依靠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第三,离开政权的阶级构成以及它推行的政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第四,官僚士绅们夺走了革命党人在农村的广阔阵地,挖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墙脚;第五,革命党人没有充分发动民众、宣传群众。     

辛亥革命对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巨大变革之一,作为民主革命的开端,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广阔前景.贵州辛亥革命作为这次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开了贵州社会变革的大门,对以后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做好辛亥革命研究的“三个一百年”

据11月2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章开沅在近日召开的“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上提出,做好辛亥革命“三个一百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