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规范化改革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实施,使量刑规范化改革活动在全国开展开来。这一改革将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规范法官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引入量刑建议,增强了法院量刑公开性与透明度。量刑规范化改革,将会对法院的裁判、检查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律师的辩护权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确处理反贪案件侦查权与律师辩护权的关系

在反贪案件中,检察院的侦查权与律师辩护权往往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需要在办案实践中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其实律师参与反贪案件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与检察官惩处贪官污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律师要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侦查人员也要转变观念,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合作,有利于反贪案件的公正处理。     

获得律师帮助权观照下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困境与进路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刑事法律经过修改,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由于受历史与现实中的因素制约,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特别是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工作亟待加强.新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的起点提前至侦查阶段,无疑是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又一制度性安排.以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为研究起点,深度分析辩护权延伸至侦查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相应改进建议.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和公平审判的制度。律师的失职行为侵害了被追诉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此时需要无效辩护制度来承载救济被追诉人权利的功能,美国判断无效辩护的标准兼顾了律师自主辩护与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后,有必要引入无效辩护制度。     

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的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侦查阶段的“诉讼化”重构——从新《律师法》中的律师辩护权说起

刑事诉讼结构指刑事诉讼中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我国侦查阶段具有鲜明的行政追诉色彩,缺少辩方的平等参与,更没有中立的裁判者,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诉讼化构造。新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规定已经流露出了控辩平等对抗的气息,但规定存在疏漏,侦查阶段的诉讼化仍需继续重构。     

律师辩护权的权力化重构

权力和权利在我国现实语境中有很大的区别。权力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直接性等特点,而权利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软弱性、被动性和间接性特点。我国律师辩护权属于权利范畴,实践中存在许多困难。可以按照权力属性来重构律师辩护权,废除许多不合理的现行制度,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大数据时代的不公开审理与隐私权保护

作为一种不能妥协的权利,隐私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不公开审理是这项权利的制度保障.由于我国的不公开审理制度存在设计缺陷,使知情权、新闻自由权、辩护权对隐私权形成巨大冲击.为了从制度层面保护大数据时代脆弱而又珍贵的隐私权,需落实不公开审理的权利性质,规范法律文书披露内容,明确诉讼参与人的保密义务,约束新闻媒体合理行使权利.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律师辩护权的优化与实现

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诸如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还有在审查逮捕阶段律师的介入也有了法律基础。在肯定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权的优化性修正体现了我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意义的基础上,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依然存有很大限制,同时关于审查逮捕程序中律师介入也存在操作性不强,权利救济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对审查逮捕程序中律师介入权提供进一步保障。     

视点

中央政法委：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